|
|
|
□梁鸿 1990年代后期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或者说愿意阅读文学的年轻人，有几个没有爱上过王小波？也许中年之后会遗忘，会批判，会有所疑问，但是，在青春最为激荡，最容易被宏大话语制约，最容易被“理想”“梦想”之类词语所鼓动的时候，读到王小波，那是怎样的一种震动、震惊，或豁然开朗？那天真而蛮荒的想象力，举重若轻的反讽意味，性与现实的微妙辩证，它们组合成一种充满趣味和独特审美的文学语言，以最轻盈的方式穿透哪怕是最坚固的内心，让你感受到人类存在的真相和精神内部的荒谬。 王小波笔下的“王二”是个“坏孩子”，他挑战、嘲弄权威，他不负责任，任性耍赖，在应该义正词严的时候，他却想着陈清扬的身体……他总是能够看到那些板着的面孔背后的漏洞，这不仅是一种嘲弄，更是一种去蔽，对密布于生活内部思想的突然陌生化，进而达到一种质疑，喋喋不休，反复叙述，最后形成一种审美。 自1997年王小波去世以后，“王小波热”一浪超过一浪，先是思想文化界、精英媒体界，然后是文学界，最后到达大众文学爱好者和青年一代那里（这个排序本身很有意味），中间还有王小波的爱人、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的推动。为一个已经被分析过度的作家写传记，是一件很冒风险的事情。在这样一个全媒时代，掌握、收集资料，探听故人的看法，寻找传主生活过的地方，探查民间的声音，似乎都不是难事，这就意味着，揭秘式的、生平式的传记都已经没有多大价值。这给传记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正是在这一层面，房伟的《王小波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和作家，房伟打通了双重自我身份所产生的多重知识路径和美学路径。通读全书，可以看到，他以王小波的生平为纲——为寻找一丁点的蛛丝马迹，“上穷碧落下黄泉”，穷尽了一切可以穷尽的人，去了一切可能去的地方。但是，他并非止于揭秘式的描述，而是如抽丝般地梳理出王小波小说美学中的经验来源和知识来源，他做的是一种倒置式的和互证式的阐释，即，首先要对作家创作中的美学风格、思想方式和精神特征有最根本的把握，然后，通过对作家生平的回溯和探秘，找到其来源和生成方式。 2012年房伟出版长篇小说《英雄时代》，在这部小说里，房伟让当代和古代两重时空同时并存，以一种王小波式的狂欢化、杂糅的语言对当代世界内部的虚空和荒诞进行了书写，但是，它的多义性语言和黑色幽默却又是房伟自己独异的风格。其中，自然有对王小波致敬的意思，但也可以看出，房伟把王小波的美学风格作为一种实验，既实践它，又创造出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弹性空间的形式。 这正是王小波的核心：从来不提供固定的真理式的思想，他更乐于提出一种思维的方法和精神的形态，沿着这一方法和形态，每个人都会达到自己的方向。它强调一种通向真理的方法论，而非真理本身。 王小波对科学理性的推崇可能被所有读者和研究者注意到。每涉及此，王小波总是犀利尖刻，一针见血，但这一点，并非来自知识的培训，而来自于作者对人类自身经验的重视和肯定。真正的理性其实很简单，就是“回到常识”。王小波的杂文里有一个“奶奶”的意象，即经验和常识的象征。 王小波曾宣称对智力和理性更感兴趣，这一观点也常常使他面临质疑，认为他有很强的精英主义倾向。但是，如果把王小波放置到一个大的语境之中，就明白，这句话，几乎是一种呐喊，背后有对最为匮乏的思维的焦虑。同时，最应该注意的，也是王小波最重要的地方，即，他对于所有事物的说理都并非斩钉截铁的，他只是通过艺术的形象来传达。这样，他所呈现出的艺术形象往往大于他想要传达的，他的句子随时随地充满着这样的“溢出”，让你有更多向度的感受与思考。也许，这正是文学的基本魅力。纯粹的说理很难达到这样的多重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