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领会“第二个结合”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李宜航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伟大的“第二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的新揭示，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理论特质。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深刻领会“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不断提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宝藏，持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因子，凝结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之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呈现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永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生命力。

　　理论自觉的崭新标注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它不断随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就是它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命题和理论使命，从传统文化维度创造性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既标注历史又指引未来，是中国共产党人新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

　　标注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化立场。恩格斯指出：“每个国家都必须穿戴上自己民族的服装，才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富的人文精神、道德价值、历史智慧养料。百余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着眼于解决中国问题，坚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东方注脚，将马克思主义深深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之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就在于它扎根中华文化，传承着丰富的“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有力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了起来。

　　标注着对待“传统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态度。钱穆认为，“窃谓民族之形成，胥赖其有历史与文化之两项……贵能不忘本我，乃可善为因应”。面对传统与现代的激烈价值碰撞，故步自封、陈陈相因的狭隘保守不行，割断血脉、向壁虚构的虚无空想不行，附人骥尾、全盘西化的丧失自我更不行。中华传统文化既要坚守本根，又要与时俱进；既要体现中国特色，又要走向世界，展现“民族性的也就是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是最为先进的科学理论，是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最强大利器。从历史路径看，古老的中华文化正是因马克思主义的融入，“老树春深更著花”，实现了从封建的旧文化到现代的新文化的转型，优秀传统文化因之“活起来”，在赓续中再造，于交融处出新，从而内在于而不是割裂于或消失于现代文明。

　　标注着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宽广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其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 民主观、生态观等，无不可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不断涵养、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才能更好地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阔步行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

　　历史必然的科学洞察

　　1925年，郭沫若发表了《马克思进文庙》一文，描绘了一场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千年对话，对话中，马克思惊叹在遥远的东方遇到了老同志。马克思握手孔夫子，呈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会通。这一会通，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为什么行的历史必然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彻底实现了对这一历史必然的科学洞察。

　　这一历史必然，来自于价值主张的高度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价值理念上与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主张具有广泛的相容性。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真是妙极了！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了！’”的确，从宇宙观、天下观到社会观、道德观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之间高度契合：马克思主义追求真理、坚守信念，与中国人“位卑未敢忘忧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家国情怀不谋而合；马克思主义注重实践，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提倡“知而后行之，行之为贵”、反对“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的儒家知行观异曲同工；马克思主义“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的观念，与中国古代“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国虽大，好战必亡”等和平思想义理相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中国哲学经典《易经》、先秦诸子百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蕴含着的辩证法思想同声相应……最重要的是，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就把“人民”置于重要位置——“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夫民者，万世之本也”的民本思想，“天人合一”“和谐万邦”“天下大同”的人文理念，与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思想道同契合。

　　这一历史必然，来自于社会基础的深度耦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契合，不是无实践根据的文本浮萍，而是深深根植于中国人千百年来的行为习惯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在世界诸多古老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历经数千年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深熔铸进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由此，传统价值理念获得现实的社会内容，孕育出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牢牢扎根的深厚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体现了中国人民“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的独特禀赋。

　　这一历史必然，来自于百年实践的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百余年的革命建设实践，充满着“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语境。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挖掘诠释融通，不仅使得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范围广大，而且不断扩展和提升了两者之间的共鸣共振。如，“实事求是”出自东汉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1917年就制匾高悬于岳麓书院，毛泽东同志赋予其新的内涵，将之诠释为党的基本路线之一；邓小平同志强调“选贤任能”，而这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也是儒家重要治国思想的延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小康”一词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大同”一词同样来源于《礼记·礼运》。正是这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情感契合和“逸骥寻云步步高”的结合进程，不仅让马克思主义在传入初期就获得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认同，而且让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东方继续彰显着强大的理论魅力。

　　创新之路的方向指引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面对百年变局之下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世界各种理论、各种文化展开了更加激烈的角逐比拼。当下的中国，更加强烈渴望新的理论创新创造，更加强烈渴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结合中共同升华，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更能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新征程上，要坚持去芜存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火树琪花、万丈光焰，也存在灰烟瘴气、陈言肤词。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对前者当引以为豪、恪守不违，对后者应涤故更新、辩证扬弃。要着力转化发展，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容和陈旧表现形式加以改造，激活其生命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坚持胸怀天下，既鼓励浸润于中国古典，也乐见漫游在西文精义，在“打通两造、消泯畛域”中增强自信，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要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更具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新征程上，要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充分吸收其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格物究理方法、修身处世之道。比如，挖掘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体论、认识论思想资源，助益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挖掘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心性之学传统，助益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学”；挖掘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平之学传统，助益发展完善当代中国的责任政治、贤能政治、乡贤治理等，从而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