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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光顺 现代新诗批评的南方传统还未曾得到学界充分关注。在2018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南方诗选》中，我提出了“南方精神”“南方写作”“南方诗歌”等系列概念，在随后与温远辉等合作主编的《珠江诗派》中，又将“南方精神”与珠江诗派的近代历史脉络作了关联。广东诗人和批评家野松这部《南方诗神的咏唱——广东诗人论》，就是探讨“南方精神”和建构“南方诗歌”谱系的力作，充分体现了当前广东和中国诗歌与批评的良好互动。 将广东视作现代南方或新南方诗歌的起点，是因为自近代以来，在中西方的碰撞中，一种冲破两千年皇权专制政治的新的政治话语和诗学话语的生成，那就是敢于面对生活的独立和自由的思考，也是独立和自由的写作。这样一个南方，就是现代的南方，是不同于古典江南的、具有着现代启蒙精神和自由精神的南方，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冲突和夹缝中裂变和新生的南方。 在近代以来，广东担当起了中国政治和诗歌的双重启蒙的重任。不古不今，亦古亦今；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广东文化和广东诗歌，就成为中国和西方、古典和现代之间的“居间”存在，这也就是我曾经谈到的诗歌和哲学的“间性/兼性”之思。既区分和间隔，也兼通和贯通，以广东诗人和诗歌开启的现代性写作似乎就成为了中国文学的精神的这样一个分水岭，它将古典和现代予以区分，显示出中国和西方的差异，但它也是一个连接的纽带，重新嫁接和沟通了古典和现代、中国和西方，一种属于民族的特殊性和属于世界的普遍性，都在这种区分、间隔和兼通、贯通中得到生长。 只有从这样一个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间性/兼性”之域来看待诗人野松的这本诗学批评专著，我们才能理解其地位和价值。正是这种已经浸润一个半世纪的从广东生长起来的“南方精神”的影响，成就了一批广东诗人和批评家。当然，并不是每个广东诗人和批评家都自觉到了这种南方诗歌的精神谱系与南方精神的力量，但野松却是这样的自觉者。一个自觉的诗人，不仅让自己远离喧闹的都市和各种热闹的圈子。 《南方诗神的咏唱——广东诗人专论》第一部分是“南方（广东）诗歌精神的论述”，第二部分是“对广东诗人（以个案为主）的评论”，第三部分是“附录：对外省诗人的评论”， 这样就构成了从南方诗学的自觉建构到广东诗人文本的个案研究再延伸到外省诗人研究这样一个立体的观照。诗人忠实于南方（广东）诗歌和诗学的现场，不隐他人之美，在博观约取中又予以创造性的阐发。他看到了《南方诗选》和《珠江诗派》所提出的诗学理念和古今中西的诗学园圃中取法的路径，而由此在确立具有自我生命体验的南方诗歌精神高地之后，开始对不同诗歌群落的研究，包括广东原生态打工诗歌、珠西诗群、射门诗社、侨乡碉楼诗歌等。 在对广东省内和省外的诗人的研究中，野松谈到了马莉诗歌写作的直觉特征、世宾诗歌的神性、赵目珍诗歌的典雅、何光顺诗歌的悲悯、徐敬亚诗歌的诗意、林馥娜诗歌的大情怀、郑小琼写作的史诗性、杨克的坚持民间立场、谭畅诗歌的大女人主义、邓醒群诗歌的责任等；省外的重要诗人谈到了田原、罗唐生、罗振亚等。这就从诗学理念进入到诗学个案和文本研究，而关于南方精神的探讨则一以贯之。虽然全书主要以广东诗人为主，但也超越地方性而进于普遍性诗歌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