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现代化加快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张育广 姚欢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必须“以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治理现代化为基本路径，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功能，最终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关乎我国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的跃升。大学内部治理作为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教育治理现代化、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创新与优化，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大学治理提出的目标和要求，也是积极回应“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群众期盼和诉求的必然举措，更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障。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迫切需要加快推进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现代化

　　推进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需求由“数量普及”向“质量赶超”的历史性转变，社会对高水平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日益增长，这也使得大学治理能力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大学治理效能的制约性也更加显著。比如，权责不够明晰。在高校内部治理实践中，存在着不同职权相互交织、职能界限不清晰等情况，需要重点解决其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边界、治理权重、治理路径、治理结构和治理效能等问题。又比如，治理体制更新不及时。遵循高校内部运行机理推行大部制和扁平化管理的改革还不够到位，学院的自主性尚有进一步发挥空间。当前的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改革亟待创新突破，以适应现代大学“共治”的发展趋势与现实诉求，寻求各相关主体能够相互正向促进、各司其职的自主发展空间，激发出多元主体的建设性力量，为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添动力。

　　科学把握现代大学内部治理体系的结构和主要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将我国大学置于与世界一流大学比较的视野中，科学把握现代大学治理模式与体系的特点，吸收借鉴经验，对完善我国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推进我国大学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以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为例：牛津大学形成了“教职员大会—理事会—校长”分权制衡的内部治理权力格局；哈佛大学形成了以董事会为代表的决策体系、以大学校长等为代表的行政执行体系、以教师为代表的学术评议会，“董事会/监事会—校长—学术评议会”三者共治。各体系各司其职，成为治理共同体，并注重学术自由与公共利益、多元精英文化与民主参与、决策治理与执行效率的平衡。可以看出，世界一流大学内部治理本质上都强调了共同治理与分权制衡。

　　笔者认为，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促进内部治理科学化。大学内部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理念是权力制衡。现代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基本上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决策框架，大学内部决策权从集中趋于分散。权力重心逐渐向学部、学院下移，监督机制与组织的构建受到重视，以保障各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清晰、治理有序。二是实现大学内部治理民主化。现代大学注重将“共同治理”理念融入完善内部治理体系的进程，使利益相关者能发挥各自的专长和优势参与、监督，协商合作，各尽其责，并发挥灵活性与开放性特征，保持治理结构的活力与张力。三是推进大学内部治理法治化。制度保障是大学内部治理运行的基础，大学章程被强调为制度引领和规范运行的依据，以确保大学内部事务有序运行。

　　牢牢把握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要坚决破除一切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弊端，全面提高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深入推进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管理体制和机制运行改革与完善，加快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不断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高校治理体制，是中国大学在制度安排和组织设计上的制度优势与鲜明特色。推进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根本问题是把握好党委在高校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关键点：必须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保证高校成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必须发挥“关键少数”作用，选优配强高校领导班子，并发挥党委领导的核心作用；必须坚持党管高校干部和人才，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必须从严从实加强高校党建，全面推进高校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确保高校党组织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始终发挥大学章程的基础性作用。大学章程是大学制度体系的“法理根基”，是大学内部治理的“行为依据”。推进大学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在构建符合大学自身情况的大学章程基础上，坚持塑造“章程文化”，充分调动大学各利益相关者参与章程制定、执行和监督的主动意识，将章程学习宣传与学校的教育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有机融合，使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知章程、学章程、用章程、守章程”。构建章程建设动态优化机制，在持续植入依法治教理念，推动章程执行的自觉性的同时，还要不断强化学术自由，激发各主体的组织认同感，平衡章程执行的冲突关系，推进相关主体的协同以确保章程执行的有效性。

　　进一步推动新型治理体系的构建。高等教育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要推进“学院办大学”的内部治理改革，进一步放宽学院自主权，提升学术权力地位。由传统科层线型校院关系转向扁平化的新型校院关系，尽可能地减少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真和延误现象，增强沟通协调效能，提高行政效率，不断提高治理体系的应急应变能力。要基于“放管服”改革，优化大学校-院权力配置关系，实现治理重心下移，将学院作为落实大学办学目标和实现办学功能的主体，激励学院不同要素相互协调和良性互动，提高治理合力。同时，要以学院的“实体性”改革为抓手，提升学院的接权能力。健全完善领导管理制度、加强学术自治建设、构建风险防控机制、强化监督管理，建立学院内部自我管理与提升的协同治理生态。

　　（作者张育广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工业大学党委常委、研究员;姚欢芸系广东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注：本文系广东工业大学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重点项目（2023ZXZD01）和高等教育研究基金项目（GJXM2021010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