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嗣亮 《毛泽东选集》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领袖著作,一共有四卷。不过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最后一卷即第四卷,是1960年他在羊城广州亲自审定的。 毛泽东与广州颇有渊源。实际上,不仅《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四卷是在广州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也是在广州写成的,那是在1925年,这一前一后,都在广州。 1960年1月27日,这一天是除夕,毛泽东一大早就来到了广州,住在小岛招待所。在广州的一个半月时间内,他要么住在小岛招待所,要么住在鸡颈坑的广州军区招待所。他先是用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同身边的“秀才”们即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邓力群以及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等人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谈;然后从2月27日开始,在鸡颈坑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文稿,参加者主要有康生、胡乔木、田家英,审读时间分别为2月27日、28日、29日、3月1日、2日下午至晚上(下午5时开始,晚上8时或9时收工);以及3月5日、6日下午;3月8日晚上,共8个半天。3月8日,在小岛招待所审读完毕。小岛招待所即今天的珠岛宾馆,虽位于广州闹市区,但闹中取静,曲径通幽。毛泽东审读完《毛选》第四卷后,于次日上午乘专列离开广州。 众所周知,《毛泽东选集》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著名论断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又讲了什么内容呢?毛泽东自己对《毛选》第四卷又如何评价呢? 《毛泽东选集》共四卷,第一卷收录的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章,第二、三卷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章,第四卷则是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章。前三卷涉及的历史距离新中国成立较远,分别于1951、1952、1953年出版,第四卷涉及的历史距离新中国成立较近,50年代初出版时机还不成熟,在第三卷出版7年之后才于1960年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反映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记载,反映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的革命气概和所向披靡的革命形势。毛泽东对这一卷特别钟爱,他说:“一、二、三卷我都没有多大兴趣,只有个别的篇章我还愿意再看,这个第四卷我有兴趣。那时候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可见,相对于《毛选》第一至三卷,毛泽东最喜欢的还是第四卷。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样的重要理论文章;也有《别了,司徒雷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重要的政论文;还有《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等闪耀着思想火花的重要文章。 例如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这个革命就是:第一,领导者是无产阶级,是由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而不是别的什么阶级来领导;第二,所针对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推翻这三座大山;第三,推翻这三座大山之后,所要建立的新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的联合政府。 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巧妙运用中国人熟悉的“纸老虎”形象,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篇文章指出,革命胜利以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我们应当努力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历史将证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而“不要在背后议论”,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毛泽东选集》全四卷于1960年出齐后,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位20世纪60年代来到中国的非洲外宾说:“整个非洲解放运动是以毛主席所阐明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指导思想的,在非洲解放运动中这一句话比任何其他的话得到更多地运用。”这位外宾所说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就出自《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毛泽东不仅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记住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还直接创造了paper-tiger这个形象的英文单词,该词还被收入了英文词典。《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许多文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2013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始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重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的“两个务必”精神,在与县乡村干部、老党员和群众代表座谈时郑重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他还说道:“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把该文纳入“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重要内容,学习掌握其中蕴含的科学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高领导能力和水平。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实际之‘的’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光辉典范。”自1960年毛泽东在广州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起,《毛泽东选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已经定格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毛泽东自己对《毛选》的评价是,“这是血的著作!”他认为,这些文章不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次战争,不经过万里长征,是不可能写出来的。正因为《毛泽东选集》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的实践和中国文化土壤,所以其中的许多理论篇章和观点,不仅教育了中国几代人,而且传播到世界各地,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杰出典范。 (作者是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基地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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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广州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来源:羊城晚报
2024年03月01日
版次:A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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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嗣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