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辞客路三千里

　　□何华[新加坡]

　　郁达夫1938年底来到新加坡，一住三年多。其间，郁达夫参与了大量的报纸编辑工作和文艺活动，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友；虽然小说不写了，但政论、随笔、旧体诗的创作还是非常丰富的。

　　1940年底，画家刘海粟受星洲南侨筹赈总会邀请来到新加坡，1941年2月23日举办义赈画展，支持抗日。郁达夫当然要在报纸上为老朋友写文宣传，画展开幕前一天即2月22日，他在《星洲日报·晨星》发表《刘海粟教授》一文，向南洋介绍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国画家。郁达夫写道：“我和刘教授订交二十余年，略知其生平，故特简述数言，以志景慕。……法国诗人有一句豪语，叫作‘人生是要死去的，诗王才可以不朽’；艺术家的每一幅艺术作品，其价值自然是可以和不朽的诗歌并存；诗王若是不朽的话，艺术界之王，当然也是不会死的。我在这里谨以‘永久的生命’五字，奉赠给刘教授，作为祝教授这次画展开幕的礼品。”

　　刘海粟在新期间，住在胡载坤医生家里。胡宅名为“期颐园”，是当时文人雅集之地，郁达夫少不了常去期颐园访刘海粟，这一时期，他俩一个作画，一个题诗，故有“刘画郁诗”之称。

　　翻开郁达夫诗集，发现1941年他在星洲为刘海粟的画写了很多首“题画诗”。因为那时国难当头，这些“刘画郁诗”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表达他们的乡情、愁绪与愤慨。以郁达夫的两首题芦雁诗为例，一是《为胡仁东先生题海粟大师画芦雁》：“故国音书到渐稀，料因烽火暗边圻。画中大有沧桑感，南雁西风荻正肥。”我们从“画中大有沧桑感”一句，可知刘海粟此画之苍凉格调。这首郁诗发表在1941年3月19日《星洲日报》“繁星”副刊，四个月后郁达夫又在“繁星”副刊上发表一首《为晓音女士题海粟画芦雁》：“万里南飞客感深，露香菰米费搜寻。炎荒怕读刘郎画，一片蒹葭故国心。”郁达夫1940年和王映霞分手后，不久和李晓音（又名筱英）相恋同居。刘海粟为晓音画了一幅《芦雁》，晓音请达夫题诗，顺理成章。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刘画和郁诗里的“芦雁”，都是知识分子孤雁南飞的象征，郁达夫曾自比孤雁，颇有凄凉意。“炎荒怕读刘郎画”，无非是怕惹起故国之情。

　　1941年元旦，郁达夫在星洲重逢在广州认识的歌女紫罗兰，“大有江州司马之感”。郁达夫为她写诗又作文，还带她去见刘海粟，让画家为她画了张速写。如果没有李晓音，紫罗兰在郁达夫的生命里可能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其实，1939至1941年，郁达夫也为徐悲鸿的不少画作题了诗，“徐画郁诗”同样值得关注。

　　早在刘海粟来新大约两年前即1939年1月，徐悲鸿就第六次踏足星洲，于当年3月在中华总商会举办“徐悲鸿教授画展”。这次徐悲鸿来新，本来只是“路过”，顺便办展。因为大诗人泰戈尔邀请他去印度开画展，中途停留星洲，老朋友黄曼士安排他住在江夏堂二楼。没料到，他的画展在新加坡取得空前的轰动。郁达夫写了一篇《与悲鸿的再遇》发表在1939年3月2日《星洲日报》上。从文中知道，郁达夫1927年冬天因田汉的介绍，在上海初识徐悲鸿，看了悲鸿的画，很是欣赏。十多年后两人南洋相逢，郁达夫写道：“悲鸿先生的风采，还觉得没什么改变，只是颜面上多了几条线纹，但精神焕发，勇往直前的热情气概，还依旧和往年一样。”

　　徐悲鸿在南洋留下不少作品，而郁达夫又是旧体诗第一流的高手，难免有人请他在徐画上题诗。徐悲鸿给韩槐准先生画了一只大公鸡，郁达夫在上面题了诗：“朱冠白羽曳淄纶，五德彬彬备一身。云外有声天欲晓，苍筤深处卧裴真。槐准先生深居郊外，有裴真子风，悲鸿画鸡以申贺，属达夫题之，时己卯秋也。”己卯秋即1939年秋。韩槐准先生（1892-1970），星洲一奇人也，他研究东南亚历史及考古学，尤其对中国外销瓷研究颇深。他又爱好植物学和园艺，对红毛丹品种改良甚有成就。1936年，他在旧汤申路买下两亩半荒山，开辟红毛丹种植园，名为“愚趣园”。他经常请南洋的文人雅士来此聚会，品尝红毛丹，欣赏他收藏的陶瓷，宾客就包括徐悲鸿和郁达夫。一次，韩槐准邀请郁达夫等人游愚趣园，正是红毛丹成熟之时，郁达夫写了一首七律，其中有两句：“不辞客路三千里，来啖红毛五月丹。”郁达夫后来又在韩槐准藏画上多次题诗，如：《为槐准先生题悲鸿画  <喜马拉雅山远眺>》。

　　此外，郁达夫《题悲鸿画梅》七绝曰：“花中巢许耐寒枝，香满罗浮小雪时。各记兴亡家国恨，悲鸿作画我题诗。”他俩各自用绘画和文学的手段抒发家国兴亡之感，这一时期郁达夫的诗作令人想起杜甫的《秋兴八首》，颇有杜甫的沉郁风格，是名副其实的“郁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