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可远观亦可亵玩？

　　高考结束，夏至已至。树荫蝉鸣中，无数骑单车的少年正驶向一片金色森林。林中当然不只两条路。他们停车远望，仿佛来到博尔赫斯笔下的“小径分叉的花园”，其中交织着堂吉诃德的行动精神、少年维特的爱情烦恼，当然，还有浮士德的知识追求。

　　然而，当远远望见知识大厦在密林深处的模糊轮廓时，他们顿感惶惑：那座高耸入云的建筑似乎并非固体建造，时时刻刻都在变换形态。这一令人不解的奇观，在最近的两个网络话题中充分展现——一个是关于网红卖课何以火爆的讨论，一个是关于斯坦福博士拟任乡镇公务员的热议。前一话题中，形形色色的“网红课程”粗劣而畅销，知识呈现出一种俯拾可得的庸俗面貌；而在后一话题中，许多人对名校博士“大材小用”表示不解，知识又被罩上了一圈超凡脱俗的神圣光环。两相对比便见诡异：我们似乎在一边亵渎知识、一边崇拜知识。

　　于是问题来了：在互联网浪潮中，知识为何表现出“可远观亦可亵玩”的双重属性？套用康德的惯用句式来说就是：这种具有内在矛盾的知识形态是如何可能的？

　　这类问题的答案往往简洁而复杂。技术变革带来的移动传播方式，让我们得以将系统知识分割得越来越碎，从而将它们以小件打包的形式从象牙塔中分送各家。如同一切技术变革，这当然有利有弊，但从长远来看，弊端一定会被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逐渐消弭。问题在于当下：碎片化的传播与接受方式，无疑正在让知识变得日益廉价、庸俗甚至虚假，以至于许多人误以为那些打着知识付费旗号、毒素多于营养的“网红课程”便是知识本身。在人类历史上，这或许是知识被肢解并被曲解得最严重的一次。

　　我们都能感受到，互联网与图书馆之间正在上演一场惨烈的战争。身处这段拉锯战中，茫然无措自是不可避免。但从整个文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肩负着一项跨时代的任务——将系统知识从地上转移到“云”上，将严肃阅读从过去传递到未来。这意味着无论知识传播者还是接受者，都要有抗拒碎片化的精神自觉。这一过程当然异常艰难，或许比古人从竹简时代跨越到纸质时代还要艰难百倍。而正因其艰难，坚守传统者与开辟新路者同样可敬。

　　除了抗拒碎片化，我们还有必要继续探讨关于知识的时代定义，以免这个概念变得过于玄虚和宽泛。从孔子到王阳明，从柏拉图到康德，知识曾有过千百种定义；而在未来的文明史中，其定义必然更加丰富而多歧。我们所要做的则是找到适合这个过渡期的时代定义。它当然不必像哲学家们规定的那样严苛，排斥一切感官经验；但也不应如卖课网红宣传的那样庸俗，将破碎甚至虚假的内容僭称知识。它应该成为技术变革的润滑剂，成为惶惑受众的定心丸，成为矗立在地上与“云”间的太空电梯。在这一共识下，我们将轻易辨别网红兜售的虚假知识，更加尊重博士下乡的实践知识。如此，知识本身也将打破“可远观亦可亵玩”的魔咒，变得既接地气又带光环，既易传播又不破碎，在新媒介的浪潮中仍然本性无损、气度超然。

　　最后不妨再来看看森林中的那些少年。他们分别沿着幽深或敞亮、崎岖或平坦的小径走向知识大厦，越靠近便越惊奇：那座变幻不定的建筑逐渐清晰而稳定，每扇窗中都散发着柔和悦目的光芒。远远望去，它仿佛一台小小的笔记本电脑；走近仰观，它竟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图书馆。这时他们明白，隔着技术鸿沟的两个时代终于在此融合，眼前的建筑正是人类达到的精神巅峰。

　　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到各自的阅读区，在知识的光芒中自由沐浴……

　　谢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