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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北师大一个教授的博士生所做的论文是有关盖沙令伯爵（Hermann Graf Keyserling, 1880-1946）对东方文化的接受度的。我于是将这位贵族的那本《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翻了出来，这是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在杜塞尔多夫的星出版社的旧书店买到的，是1921年出版的第5版。这部书是盖沙令的基本作品之一，他在1911-1912年间进行了环球旅行，并在此基础上写下了这部他最为著名的作品。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荡，这部日记直到战后的1919年才在德国得以正式出版，并且马上让这位曾作为哲学家而游历世界的旅行者声名鹊起。
据说这部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魏玛共和国晚期，曾经创下销售5万册的奇迹，书中描述了作者穿越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和印度洋，前往锡兰、印度、中国、日本和北美的世界之旅的印象。在他的描述中，远东智慧与西方世界观交相辉映。环游世界之路，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弯路，但对于盖沙令来讲却是最近的路——他在《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的两册扉页上都写下了他那著名的题词：“通往自身的最近之路就是环游世界。”正是在旅途之中，盖沙令才能够摆脱地理和精神牢笼，接受各种未知的生活，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从1931年起，盖沙令公开对抗日益壮大的民族社会主义（纳粹）。他认为纳粹是非理性的，必将导致灾难，并得出结论：“作为政党的民族社会主义绝不可能取得领导地位。” 当然，纳粹的报刊对他进行了猛烈的回击。希特勒上台后，他被禁言。他还一度无法在德国发表文章，也不再被允许出国旅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盖沙令计划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重新创办“智慧学校”。尽管这一计划在奥地利得到了广泛支持，但他却于1946年4月与世长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