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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异大于相同 羊城晚报：这些年来，包括您以及陈崇正、厚圃、陈楸帆、林培源、陈润庭、黄守昙等人，多位潮汕青年作家新作频出，是否可以说“潮汕青年文学群体”正在“崛起”？ 陈培浩：从现象上看，确实可以说一个潮汕青年写作群体正在“崛起”。这个群体其实有着相当的跨度，比如说你提到的厚圃是“70后”，陈崇正、陈楸帆、林培源是“80后”，陈润庭、黄守昙是“90后”。这种时间跨度能够说明这个群体当中有一种延续性。如果仅是某个年龄段或某个代际中出现了少数几个作家，那可能是昙花一现，但不同代际的写作者不断涌现，可以印证这是一种群体性的“崛起”。 羊城晚报：这个群体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培浩：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这些潮汕作家一直保持着内部交流，形成了相互促进，互相影响的写作氛围。大概在十多年前，得益于网络媒介的便利性，潮汕的作者们几乎每年都会组织一到两次聚会。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聚到一起，聊各种文学话题。其次，不少“80后”“90后”写作者都接受了相当高的文学教育，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也有文学从业者，有着比较高的文学素养。另外，由于这些年地方性写作潮流化之后，潮汕的写作题材相比于前几年获得了更多便利，它便成了一种潮流。 羊城晚报：潮汕青年文学群体的写作有什么共同特点？ 陈培浩：我认为他们之间的相异的地方大于他们的共同点。有的人认为加缪和萨特一样，都是存在主义者。但加缪认为他与萨特相识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他们是存在差异的。我们没有必要去寻找他们的共同点，他们的差异点可能才是更重要的，差异代表了他们各自的探索和特质。 “离乡”才能凝视“返乡” 羊城晚报：“潮汕青年文学群体”是否还是一种乡土性写作？ 陈培浩：他们的写作中存在乡土性的元素，比如说某些作家的写作在某种阶段具有乡土性，但这不意味着所有作家都有乡土性，或者他们一直都是乡土性的。比如说陈崇正的《半步村叙事》有不少乡土性的元素，但里面也有一些魔幻现实主义的元素。而他近年写作的《美人城手记》又是一种科幻叙事，它更多偏向于一种后现代叙事。再比如像陈润庭的写作，我认为他的写作和乡土没有太大关系。 “乡土”是一个前现代的概念，虽然我们现在也提出“新乡土”的概念，但是当我们讲到“乡土写作”的时候，我想更多还是从传统的、乡土的意义上进行探讨。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认为潮汕当代青年的写作不完全是乡土性写作，甚至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是一种经历了现代性观念重构的写作。 羊城晚报：这些年轻作家笔下的潮汕离真实的潮汕有多远？ 陈培浩：这距离当然远了，他们笔下的潮汕可能带有潮汕的民俗、方言、经验等元素，但是这些元素并不是如实地、原原本本地进入到文学作品当中。文学作品最重要的，尤其是小说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进行有效的审美重构，所以去讨论他们所书写的潮汕跟真实的潮汕之间有多大距离，我觉得意义并不大。这些年轻作家所书写的潮汕，它是否具有一种探索性，或者说它能否有力地触及当代的精神问题，这才是更应该关注的问题。 羊城晚报：“故乡”“返乡”是很多作家的创作母题，当下的潮汕青年作家的相关写作有何特色？ 陈培浩：“故乡”和“返乡”是从五四时代延续至今的文学母题。现代的写作者，如果他们没有离开故乡，是没有“故乡”概念的，也很难去书写故乡。这批潮汕的青年写作者也一样，他们都有离乡游学、工作的经历，然后才能有“返乡”的重新凝视，以及书写自己的故乡。在此过程中，他们与故乡的关系，跟五四时代鲁迅笔下那种故乡的关系已经大不一样。鲁迅时代的“故乡”写作可能带有一种精英式的审视；而如今青年写作者对于故乡的情感会更加复杂，他们向故乡呼救，也从故乡中获得精神支持和滋养。 警惕“贴标签”行为 羊城晚报：“新南方写作”“潮汕青年文学群体”“小镇写作”……您觉得类似的标签有其合理性吗？在文学生态里，是应该“贴标签”，还是“去标签”？ 陈培浩：任何的标签都是不足取的，但标签和命名并不是一回事，有效的命名有别于所谓的标签。标签是不顾对象的实际情况，给它贴上一个名号；而有些时间概念与对象之间形成了有效的对焦，这是一种有效的命名。我认为“新南方写作”它可以是有效的命名，但它也有可能成为一种标签，所以我们要警惕将其变成一种贴标签的行为。 羊城晚报：几年前您在和林渊液的通信中曾说过：“刺绣、木雕、瓷艺等物化的文化符号，已无法表达当代人的经验，跟当代生活毫无关系。”随着越来越多青年作家对潮汕的“再书写”，这种情形是否已经改变？ 陈培浩：这句话放到现在，必须要掰开揉碎了、更具体地来看。不能简单地说这些工艺都无关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而应该往深处讲，依然有些当代人的精神困在刺绣、木雕、陶瓷这些传统工艺中，仍需完成他们的自我修炼。我们不能完全剥离或切断传统性、古典性跟当代性之间的联系，但是确实有一些古典性或传统性的元素，与当代性的联系不深。因此，应该倡导一种更深入的辩证思维，在古典性中延续当代性、探索当代性，同时也要在当代性中赓续传统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