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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孙磊 图/羊城晚报记者 蔡嘉鸿 “我有五个亲姐姐，她们对我写作的影响超出了我的想象，《走仔》这本书就是我送给她们的。”黄守昙翻动家庭相册，四个笑靥如花的女孩中间是一个稚气未脱的男孩。 “走仔”在潮汕话里是“女儿”的意思，泛指远去的孩子，也是黄守昙首部小说集《走仔》中主人公的代名词。这本书收录了十个南方故事：澳门的手套家庭、渔村仁海村每年的鱼王祭、不愿走入婚姻的吴文霞和生病的母亲的拉扯…… 由于从小跟姐姐们一起长大，“家庭”和“女性”对黄守昙而言，无形中变成了他自我剖析的工具和思想资源。“当我追溯自己写作道路的源头，会发现不少故事是站在女性视角来叙事。在设计某些场景时，我也会不自觉地想到，如果让女性面对这件事，她们会怎么做。” 讲故事的“家庭传统” 我是潮汕人，我有五个亲姐姐。可能因为有她们的陪伴，我看待性别会更复杂一些，习惯性地去标签化。她们也影响了我的书写，《走仔》这本小说既源于我的家庭，也源于我对家庭题材的高度敏感和关注。 当我为了教写作课，回找自己写作的生活起源时，我发现了这个故事： 小时候我跟最小的姐姐一起上下学，从家门口穿过城中村、再过马路，走到对面的学校，这段路通常是漫长无趣的。为了打发这些时间，我就给姐姐讲故事，那时候爱看《倚天屠龙记》，编的都是武侠类的故事。 我会告诉她，这些故事是我从电视上或书上看到的，从而获得给姐姐讲故事的“正当性”。当我发现她打哈欠或者眼神开始游移，我就会想，看来需要调整我的故事了，最常用的方法是设置悬念来吊她的胃口。 那时的我还没有“写作”的意识，但我可以从她的表情、状态看出这些故事是否符合逻辑。所以说，我最小的姐姐是我最早的读者。一个不太高明的读者，遇上一个同样不太高明的输出者，一切都刚刚好。在那个青涩的年纪，我的姐姐正好满足了我所有讲述的欲望，并让我从中获得了一种很原始的快乐——讲故事的快乐。 至于我的父母，他们是我最早的老师。他们都很擅长讲故事，这种讲故事的“家庭传统”，为我探索写作中的对话和心理描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一些拉家常、聊八卦的语言技巧让我学会了如何通过言外之意传达更多的信息。我在写作中经常借用这种语言风格，用来塑造人物心理活动和语言表达之间的不一致。 我是一个“故事主义”写作者 《走仔》小说集是我在2017年到2022年之间创作的，这也是我从读研到进入社会工作的阶段。较早的作品是《走仔》《跨界》，较近的作品是《姚美君》《七星女》。有些读者会觉得，我在书写女性的故事，故事里的男性也多是“出走”的角色。 实际上，我是一个“故事主义”的写作者，服务于故事本身。在写作时并没有一个前置性程序，让我“决定”写女性的故事。我对女性故事的迷恋，大概源于我对女性的观察机会相比其他男性更多一些。 在我的家庭，以及我所接触到的潮汕家庭里，女性往往承担起“黏合剂”的功能，而男性在经济压力上承担得更多一些。所以当我说起家庭故事时，男性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消失或退场。我觉得女性是很有魅力的，我的姐姐们各具性格，她们勤奋、坚韧、乐观向上。书写她们，重新发现她们，对她们来说不一定有意义，但对我来说，《走仔》是送给她们的礼物。 同样地，我会根据故事适合的地域来选择语言，让它去“发声”。这当然也受到了文化背景的影响，比如港澳的文明发展程度和语言建设较为完善，我们从小就看TVB、南方卫视和珠江台的情景喜剧。在这种语境下，作为潮汕人，我们对港澳文化有一种强烈的追慕感。 我并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我认为每个地方的语言都可以使用。如果这个故事适合用粤语讲述，那么我就会用。 比如《走仔》中《姚美君》一篇的女主人公其实是潮汕人，她在新加坡读书，后来在澳门嫁人。她的潮汕背景是隐晦的，与场景相适配的语言是粤语而不是潮汕话，但读者不难看出来，因为她的性格内核是典型的、被规训的潮汕女孩的性格。海外的生活经历开阔了她的视野，但她骨子里还是没有主见的人，事事听从丈夫的意见。 当我们讨论思想观念时，它是不可能被矫饰或伪饰的。再谈技术问题，你是否能够如实表达出写作者所站立的世界观？最完美的写作是让读者看不出痕迹，呈现绝对客观立场。但往往当你选择写作题材时，已经注定了你所站立的世界位置。 写农民工不是出于同情 写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一种自我救赎的途径。回想起来，我在初中时的拙劣作品可能“救”了我自己。如果没有写小说，我可能会因为负面情绪而陷入困境。写作让我能够释放这些负能量，并通过小说的角色来宣泄。 我15岁时离家出走，当时跟家人的关系很紧张，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学习不太好，沉迷于写小说。那时候觉得与其读个大专，还不如去打工，潮汕当地有个说法叫“打死工不如做老板”。 于是我通过朋友的介绍在厦门打工，从学徒开始做起。早上6点上班，迟到1分钟扣1块钱，下午3点左右下班。主要任务是跑堂、上菜递菜，有时要兼职外卖送餐。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每天观察来吃饭的工人、下班后玩游戏逛街的同事，还有那些坐在写字楼里、说话客气但从不正眼看我的人。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精神性追求不一样，我只喜欢写作。后来，我在小说里写农民工，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因为我曾经可能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劳动者，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 有时候，人们认为作家的灵感来源于童年。但我认为，不幸的童年和不幸的当下同样能够提供丰富的素材。现在我的生活比以前平和许多，这也是一种新的体验。 我们这一代面临的压力很大，不少年轻人的精神状态面临挑战。关注自我并不是坏事，但有时候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他人。写作是一种解决精神困境的有效方式，因为它成本低且能够提供精神上的支持。 现在我在一所大学里教写作课，我经常跟学生们讲：不要忘了文学，即便你将来可能被生活中的劳碌所淹没，但是希望你在被淹没的时候能抓住一根稻草，而这根稻草就是文学。这句话也是我对自己的一种鞭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