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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可斌 “志道”与“游艺”，典出《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本意是指一种较为理想的人生境界，或曰较为理想的人格培养模式。我姑且借用这两个概念，阐述文学研究的两种路径。 “志于道”和“游于艺”： “为人生的文学”和“为文学的文学” 所谓“志于道”的研究路径，就是关注文学艺术与社会历史、现实人生的关系，重视文学艺术如何反映社会人生、又如何作用于社会人生；追求为社会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游于艺，则强调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强调文学艺术本身的特征，即文学艺术之所以为文学艺术的独特性；重视文学艺术本身的形式、技巧，特别是语言、结构等；追求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 陈寅恪先生（1890-1969）与钱锺书先生（1910-1998）的学术研究旨趣存在差异，多年来广受关注，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人们对此有各种解读。我认为，文学研究有“志于道”和“游于艺”两种路径。陈先生与钱先生的分歧，根本上是因为他们文学研究方法上的不同，简括言之，前者偏重于“志道”，后者偏重于“游艺”。 陈寅恪： 强调文以载道、知人论世 陈寅恪先生曾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钱锺书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两位先生都和清华有渊源。按过去20年为一辈的说法，钱先生应为陈先生晚辈。钱先生在国内外公开场合和私下交流中，曾多次表示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不以为然，似未见陈先生对此作过回应。 关于钱先生与陈先生学术上的分歧，汪荣祖《槐聚心史》和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的自序《走进“钱学”——兼谈钱锺书与陈寅恪的学术交集之意义》中，记录较详。最新披露的材料，是《锺叔河师友书札》中载钱先生来信云“见刊物载黄裳兄比与人言，兄（按应为“弟”之笔误，钱先生自指）‘最佩服陈寅恪先生’，读之骇笑……寅恪先生在清华时，兄（弟）未尝傍听其任何课……‘反右’前，忽得陈先生一书，兄（弟）敬报而已。陈先生学问自足成家，但兄（弟）生平开径孤行，未尝心钦之也”。 钱先生对陈先生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问题上。一是关于陈先生的《韦庄〈秦妇吟〉校笺》。唐末五代诗人韦庄的《秦妇吟》，是中国古代最有价值的长篇叙事诗之一。我们不可只知道《孔雀东南飞》，而不知道它。该诗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反映唐末五代混乱悲惨的社会现实，其现实主义精神不亚于杜甫《三吏》《三别》。陈寅恪先生认为该诗对当时社会历史作了真实写照，且文笔生动，极具价值，故专门作《韦庄〈秦妇吟〉校笺》长文，进行详细校笺和考证，探讨唐末历史事件及社会背景。 钱锺书先生则认为，《秦妇吟》是一首诗，陈先生把它与历史联系并证明其记载史实如何准确细致，没有意义。诗是诗，历史是历史，若《秦妇吟》只是完整记录历史，即附属于历史，便没有真正的文学价值。 二是关于陈寅恪在其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中，对杨贵妃入宫时是否为处女，做了大量细致的考证。钱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这个话题比较容易引发人们的兴趣，所以钱锺书先生在数个场合都提到过，以此为例批评陈先生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 那么，陈先生此举，真属无聊，或只是为了寻求“刺激”吗？显然不是。白居易《长恨歌》写杨玉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意谓杨玉环成为唐玄宗妃子之前，未曾出嫁，这是作为唐朝臣子的白居易为本朝皇帝后妃遮丑。杨玉环在成为唐玄宗妃子之前，是唐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妃子，史籍中有线索可寻。陈寅恪先生通过大量考证，弄清真相，是借此细节来观察整个唐王朝文化的一个重大特点——李唐皇族很可能具有少数民族血统，他们对父子男女伦理不太计较。而古代君王的行为对整个朝廷、整个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陈寅恪先生研究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大、非常严肃的历史文化问题，很有意义，很有必要。 另外，陈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牛李党争”是两种文化之争，钱先生认为这是过度阐释；陈先生通过对白居易《卖炭翁》中“回车叱牛牵向北”的研究，考证唐朝宫城格局，钱先生则认为，文学主要出于想象，不应把它当成地理解读。 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陈寅恪先生晚年以惊人的毅力，克服巨大困难，写成鸿篇巨制《柳如是别传》，钱锺书先生则认为陈先生耗费巨大精力为一个妓女作传，难以理解。 近三十年前，我阅读《柳如是别传》时，受到巨大震撼。我完全接受陈先生的观点，认为柳如是确为一个伟大的女性。她曾为歌姬，但出身非她能选择。她了不起的地方在于，身处如此卑微的境地，她没有沉迷其中，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努力学习，变成一个如此有才华、有见地的女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不甘于命运的安排，主动抗争，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在抗清复明、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保护家人的生命财产等方面，深明大义，慷慨壮烈，不惜舍弃生命。试问世上几人能做到这一点。一个人出身高贵不值得敬佩，出身低贱的也不应受到歧视，关键在他或她是否具有独立人格，是否能坚守一些原则。从这个角度来说，柳如是确实堪称一位伟大的女性，一个大写的人。陈寅恪先生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关重要，决定了一个人以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荣辱兴衰。而他看到，从晚清以来，太多的人蝇营狗苟。他就是要通过表彰柳如是的人格和气节，唤起整个民族的觉醒。因此，我认为，陈寅恪先生写作此书，是经过认真思考后做出的慎重选择，是有很大寄托付诸其中的。我写过一篇文章《陈寅恪〈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的研究旨趣》，专门谈我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总之，陈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强调文以载道，强调文学研究应该知人论世，关注文学与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关系，强调文学研究以至整个人文学术研究应该有世道人心之忧。 钱锺书： 文学语言自具奥妙 同时强调“史”可有“诗心” 钱锺书先生的文学研究方法，则偏重“游于艺”。他较为重视文学给人带来的愉悦，认为人类作为有思想情感的动物，不能没有文学，文学的价值就在这里。 至于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奥秘是什么，钱先生认为答案主要就在文学语言本身。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不同于历史、哲学等，就在于它们所用的语言不一样。哲学、历史都力求语言的精确，科学技术就更不用说了。而文学的语言必须运用隐喻，语言的所指与能指之间并不对等，存在复杂微妙的关系。钱先生涉猎极为广博，但他的研究方法非常专一，而且一以贯之，就是运用语义学、比较修辞学的方法研究文学，通俗地说，就是研究不同语言的文学如何表达同一个意思，由此观察不同语言和民族文化的特点。 英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艾·阿·瑞恰兹1929年-1930年任教清华大学外语系，钱先生则在1929年考入该系。瑞恰兹将语义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认为文学的奥秘就在于语言，文学语言的特点就在于隐喻。他后来成为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和文本细读研究方法的鼻祖。影响很大的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也是承这一脉而来。只是该书作为教科书，力求传统文学理论与形式主义文论的平衡。它从文学的外部因素说起，后面部分则侧重于讲文学的形式因素，认为文学就是“由特殊的语言按照特殊的结构组成的东西”，这句话可视为全书的总纲。钱锺书先生应该受到瑞恰兹的影响，但他从未明确谈到这一点。钱先生1933年大学毕业后到英国留学，当时瑞恰兹的理论在英国如日中天，钱先生也有可能再次受到影响。 钱先生特别强调文学的独立性、特殊性，强调文学语言的重要性，力主划清文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界限，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他曾反复抨击中国传统的“诗史”概念，认为文学自有独立价值，不应该以是否有历史价值来判断文学的价值。中国传统观念认为“诗史”是最了不起的，倘若讲一个人的作品带有“诗史”品格，就是最高评价，但钱先生非常反感这种观念。他在《管锥编》中说：“盖‘诗史’成见，塞心梗腹，以为诗道之尊，端仗史势，附合时局，牵合朝政……”；在《宋诗选注序》中又说：“‘诗史’的看法是个一偏之见。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史诚然是它的骨干，然而假如单凭内容是否在史书上信而有征这一点来判断诗歌的价值，那就仿佛要从爱克司光透视里来鉴定图画家和雕刻家所选择的人体美了。” 站在文学的立场，钱锺书先生不仅反对强调诗中有史，反而强调“史”可有“诗心”。在《管锥编》中，他借刘知几《史通》之说，强调“史有诗心、文心”：“刘氏（知几）复终之曰‘夫读古史者，明其章句，皆可咏歌’，则是史是诗，迷离难别。老生常谈曰‘六经皆史’，曰‘诗史’，盖以诗当史，安知刘氏直视史如诗、求诗于史乎。惜其跬步即止，未能致远入深。”钱先生这种说法也有道理。如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就是说《史记》不仅记载了历史事实，而且蕴含了价值观和情感。 两种文学研究方式的启示意义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钱锺书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批评？陈、钱两位先生文学研究方式之区别，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陈寅恪先生留学日本、美国、欧洲十几年，他并非不懂西方文学理论及研究方法。在他留学哈佛大学时，哈佛的“口传文学”理论方兴未艾，强调根据口传文学的独特规律来研究口传文学，不能用书面文学的眼光看待口传文学。陈寅恪先生借鉴这一理论，对《再生缘》这部弹词作品做了全新的研究，为中国俗文学研究树立了难以企及的典范。由此可见，他对西方文学研究方法非常了解，并能合理运用。他之所以在具体研究工作中，侧重强调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强调知人论世，文史互证，恰恰是他在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有准确把握、对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差异有深刻洞察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和选择。 中国古代生产方式和地理环境与西方不同，导致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与西方不同。中国长时期实行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君权专制政治体制，君主需要很多有知识的文人帮助他管理辽阔的国家，于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层。中国古代的“文人”不等于西方的“文学家”，他们不满足于创作文学作品，其人生目标首先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参与政治，致君泽民，光宗耀祖，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因此他们特别关心现实，尤其关注政治。他们通过创作文学作品反映现实，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并希望以此作用于社会现实。因此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现实特别是政治关系极为密切。 西方长时期实行分封制，每个诸侯国都比较小，君主不需要别人帮助他管理国家，靠自己及亲属、管家等就够了。所以西方没有“士大夫”这样一个群体。西方文学家没有机会参与政治。他们的作品主要写个人的性格和命运，写爱情、幻想等，与社会现实保持距离，与政治的关系更为稀薄。他们主要关注如何把故事、情感写得精妙动人，所以西方文学理论对文学的形式、技巧等特别重视。 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关注社会现实，尤其关注政治，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这是中国文学不同于西方文学的特点所在，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民族传统特征。研究中国文学，就不能照搬西方文学的研究方法，而必须尊重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特点，注意考察其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其内涵，挖掘其价值。 陈寅恪先生的这种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学习。现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方式多种多样，这是非常必要的。但主要的、根本的方法，还应该是知人论世的方法，这是由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基本特点决定的。这种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也是相通的。这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主道、大道、正道。西方文学理论是根据西方文学的特点总结出来的，它更符合西方文学的实际。我们应予以借鉴，但如果将之简单照搬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上，甚至把它当作主要的研究方法，势必方枘圆凿，似是而非。 但钱锺书先生强调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对文学本身的形式、技巧特别是语言的研究，也有深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文学必须首先是文学，否则再有价值，也不属于文学。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理论，过于强调文学与社会现实特别是政治的关系，确实有可能使文学失去独立地位，使文学变成历史、政治、伦理的附庸，使文学变成非文学。鉴于这种教训，钱锺书先生反复强调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特点，对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法保持高度警惕，并非没有道理。 因此，我们也要理解钱锺书先生的观点的内在合理性，加强对文学本身的研究，矫正中国文学过于政治化、伦理化、历史化的弊端，重视对文学的形式、技巧、语言的研究，弥补历来中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而且，受钱先生学术观点的启发，我们还可以对中国古代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从南北朝的沈约、萧统到明代的李东阳、杨慎、前后七子、陈子龙、竟陵派，再到清代的阮元等，都有许多注重探讨文学的独立地位、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基本特征的理论。只是在强大的“文以载道”的文学理论传统的笼罩下，它们一直处于边缘位置，成了“执拗的低音”。 综上所述，我认为，陈先生偏重“志于道”的研究范式，与钱先生偏重“游于艺”的研究范式，完全可以并存，而且彼此之间可以形成一种张力。 当然，具体到钱先生对陈先生的批评，包括其批评方式，那又是另一回事。我始终不能理解，以钱先生的渊博和睿智，何以不能理解陈先生文学研究方式的深刻合理性，不能理解陈先生一系列研究成果的丰富内涵和重大价值，不能理解“志道”与“游艺”两种研究方式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促进。是追求学术研究的“片面的深刻”所致，还是个性使然？ 作者简介：廖可斌，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入选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本文内容来自廖可斌2024年12月10日在暨南大学古典文献学系列讲座上的发言。该讲座由暨南大学文学院主办。羊城晚报记者潘玮倩参与文字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