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砚的德性与肇庆民性

　　□刘昱林

　　端砚是我国四大名砚之首，也是重要的贡品和藏品。今故宫藏砚千余，以端砚为最多。乾隆尤好端砚，且多有题跋，曾盛赞端砚“既盛既绵珍宝晋，周南大雅意兼斯”。特别是《题唐褚遂良端溪石渠砚》说：“淑躬克践润为德，持己无惭式以方。独笑咸亨竟昏懦，那思执手付文皇。”这是比德如砚，突出端砚人格化的道德品性。乾隆比德如砚的观念，其实正源自褚遂良对其所藏端溪石渠砚的题铭：“润比德，式以方。绕玉池，注天潢。永年宝之，斯为良。”在砚文化史上，可谓开创了一种比德如砚的传统，而以端砚为嚆矢，诚属端砚文化之幸，也是肇庆文化之幸。

　　自唐以后，端砚逐步成为四大名砚之首，州郡守官借进贡之机巧立名目，还向民间加倍索取端砚，借以交结朝中权贵。故包拯治端州时，明令不许向民间多取一砚，自己更以身作则——相传他任满准备回京，启航不久江面即风浪大作，详查发现是随从偷偷收取了一位老砚工所赠端砚。包拯得知后，立刻将其投江，风浪随即平息。包公掷砚的故事，把比德如砚的传统上升到砚德与人德合一的新境界。

　　因此，在明末时，当肇庆的一位年轻人罗生，手持一块据说是渔民网获、包公当年所掷的端砚，去请国中四大高僧之一释德清题跋时，德清“抚摩良久，喜而叹曰：‘神物隐显，固自有时。得欣赏者，亦非偶尔。’语曰：‘至诚可以贯金石。’”这位高僧不仅毫不怀疑，还认为其所以重见天日不朽人间，乃是“包公心光能焕发于此”！他不止于题跋，而且“书《心经》一卷以付罗生”。

　　入清之后，杭世骏为肇庆太守吴淞岩所作《端溪砚志序》中说：“昔宋包公拯知端州，尝兴斯役，不取一砚而归，史表其清介。夫自宋迄今，前后之守端州者不知更历几人，守端州者之有事开采者又不知更历几辈，而今之称颂人口者，独一包公。继包公而后，其可以信今而传后者，舍吾淞岩莫与也。亲民守土之吏，宝是砚而用之，举笔而辄思山灵，不敢爱宝以衣食斯民之意，则砚虽小物，岂无关于治道之大乎？”“砚虽小物，岂无关于治道之大乎”——这一句将端砚德性与州郡长官德性的辩证统一，上升到了“治道”的新高度，也是将端砚文化提高到了一种新境界。

　　从比德如砚，到砚德人德合一，是端砚的一种历史文化传统，而拟砚如人，则使这一传统更容易与端人的道德文化品性结合起来，相互彰显，共同建构。譬如于敏中《西清砚谱》中录有文天祥的玉带生砚，乾隆皇帝专门为其作砚歌一首：“玉带生，端人也，事文丞相为文墨宾。神工踏云割寒玉，追追琢琢虬盘绿。曾为信国席上珍，墨渖犹疑血泪哭。乐作午潮事已非，玉带生从信国归。海滨战衅门生散，玉带生为信国伴。嗟尔玉带生，我独叹尔卓尔皓洁，胡为乎却笑褚渊犬不如。”这首诗不仅表现了文天祥的高尚品德与忠贞气节，也通过拟砚如人的方式，彰显了端砚以及端人的坚贞不屈、忠诚慤朴。

　　最为精妙的当属明代陈师所作的《石文侯传》，开篇先点出端砚即显端人的耿介性情：“君姓石氏，讳居黙。其先肇源于越南之罗浮，后衍于诸峦，派于端之羚羊峡，故君世为端州人。性耿介坚实，不事华藻，隐居蒙茸山泽中。”结尾则借外史氏之口，以易经《十翼》“介如石，贞吉。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之语，表彰端砚力压文房四宝另三宝之高德，最后以“侯固知道者哉”作结，将其升华至更高的“道”的文化层面。此文当以署名文嵩的《即墨侯石虚中传》为本，北宋苏易简又将其收入《文房四谱》，南宋高似孙的《砚笺》中也有收录。如此自宋迄清的一种文脉渊源，也从另一侧面体现了端砚的德性与肇庆民性的相互建构，洵属肇庆文化史上的精彩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