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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畅 全球史与近代化一直是为学界所津津乐道的话题，而每当提到全球史或近代化的开端，许多人都会将其与欧洲尤其是西欧联系在一起，因为正是源起于欧洲国家的文艺复兴、开辟新航路、宗教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使得人文主义精神得到彰显，世界发展相对孤立的局面被打破，西欧也在来自美洲源源不断的贵金属资源冲击下掀起了商业革命与价格革命，最终一起动摇了欧洲封建秩序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 在这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事件中，发端于1517年德国维滕贝格的宗教改革尤为引人注意。因为相比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意义不再局限于社会精英阶层，而是被普罗大众所了解。其中，作为宗教改革旗手的马丁·路德，在其《九十五条论纲》等著作中反复强调——基督徒的救赎不需要依靠教会兜售的“赎罪券”或代祷，而是依靠个人内心深处直接与上帝沟通的虔诚力量实现，这一理论也被后世概括为“因信称义”。和新航路开辟让欧洲人了解到了美洲文明的存在一样，宗教改革也宣告了“理性时代”的来临。 其实，国内外关于宗教改革的相关研究并不少见，但是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教授、现代早期欧洲史专家海因茨·席林教授所著的《1517：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一书中，宗教改革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被置于同时代的欧洲乃至于世界脉搏的跳动中来审视其独特的价值。当宗教改革的序幕在中欧揭开之时，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的思考与行动同样值得关注——奥斯曼帝国苏丹赛利姆攻占叙利亚和埃及，给自己加上了哈里发的宗教头衔，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军事压力迫使罗马教皇强调宗教团结；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以政治联姻为筹码，在欧洲开展“合纵连横”，积极构建以哈布斯堡家族为中心的统治秩序；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欧洲女性自由地挥洒个性，其中甚至不乏皇室公主和罗马教皇的女儿，等等。 作者安排这些内容，并非要对1517年的历史进行编年体式的概述，而是力图从多个历史横剖面切入，阐释宗教改革之外同一年中发生的其他事件背后的时代意蕴。至于串联起“奇迹之年”内发生事件的主线，则是人类理性彰显的深层命题。这里的“理性”显然是“复调的”，甚至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语境下权力话语的色彩，但正是这种“复调”，才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在《1517：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中，“理性时代”的来临也不再是欧洲或者说西欧若干大国的“原创”，而是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频繁互动的结果。 理性价值的提升，还受到了地缘政治博弈的驱动。出于对抗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世界咄咄逼人的扩张的战略需要，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曾派出使节，寻求与东欧王权力量联合的可能。这种外交上的尝试虽然未能达到直接目的，但却让俄罗斯这一“陌生的午夜之地”不再神秘。西欧逐渐意识到，刚刚摆脱蒙古帝国统治的莫斯科公国并非尚未文明开化的地方，而是与自己信仰相近并以大公集权为特点的新型政体等，这种认识甚至影响至今。 在东亚地区，葡萄牙海军首次到达中国广东沿海地区，与主导朝贡体系的明王朝文官政府相遇，甚至爆发海战，这一初步的接触虽然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但异质文明的碰撞本身，却对欧洲人的世界观带来了一定冲击，东方已经不再是马可·波罗口中财富的隐喻。不过或许连《1517：全球视野下的“奇迹之年”》的作者本人都未能意识到，即使是在他看来奉行以天道为核心的宇宙观、缺乏“理性”元素的明代中国内部，在葡萄牙人到来以前，便已出现了主张“发明本心”和“致良知”的儒家新流派，这与同时期路德鼓吹的“因信称义”，竟然构成了某种奇特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