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欧阳江河 |
|
|
拉斯洛 |
|
|
滕威 |
|
|
|
|
|
|
|
|
|
2025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拉斯诺霍尔卡伊(László Krasznahorkai)获奖，理由是“因其引人入胜且富有远见的作品，在末日般的恐怖中，再次彰显了艺术的力量”。文坛内外又掀起了一阵热议，诺奖为何惹人关注？今年的得主为什么是他？对中国文学有何启发？作家欧阳江河、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滕威、媒体人朱又可从各自的角度发表见解—— 欧阳江河：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善与恶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熊安娜 羊城晚报：您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是怎样认识的？ 欧阳江河：我跟拉斯洛认识了20多年了，具体哪一年已经忘了，但是我们见过很多次，在北京见面比较多。 我印象比较深的两次见面，一次是在2008年的柏林文学节，那年我和西川、拉斯洛三个人一起去的。当时拉斯洛住在柏林，他和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伊姆雷是邻居，所以我们几个基本每天见面，在柏林待了六七天。拉斯洛的第二任夫人是汉学家，而且喜欢书法，所以由她来充当我们的翻译。第二次见面是2009年的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我作为评委，邀请拉斯洛到中国参与交流。我们每天都在一起，有过非常集中的交谈，关系也变得更密切了。 羊城晚报：您对拉斯洛的印象是怎样的？ 欧阳江河：拉斯洛这个人特别豪爽开朗，特别容易相处。他和我很聊得来，我们的性格很对路，他也喜欢我的诗歌。在柏林的时候，他提到喜欢我的诗歌《玻璃工厂》，还将德国汉学家顾彬翻译的版本，跟一位德国教授皮特霍夫曼翻译的版本进行对比。他甚至背出了《玻璃工厂》里的一些句子，一字不落，说明他还挺喜欢这首诗。 羊城晚报：听说拉斯洛是“中国迷”，尤其迷恋孔子、李白，他有跟您聊过他自己对中国文化的印象吗？ 欧阳江河：我和拉斯洛老是在谈李白，他超级喜欢李白，也超级喜欢老子和《道德经》。他曾经说过，《道德经》是人类最伟大的，仅次于《圣经》的文本。他读过好几种语言的《道德经》，他告诉我，《道德经》至少有50种德文翻译版本，德国不少知识分子都读《道德经》，对老子有着特殊的迷恋。 拉斯洛还迷恋杜甫，但是他最喜欢的是李白，尤其喜欢李白诗歌内部深处的豪迈、开放性以及和天地神灵沟通的方式，他说李白是创世纪的诗人，其诗歌语言创造出来的气度，是全人类独一份的。 羊城晚报：拉斯洛的中国之旅还深刻影响了他的写作，东亚文化是否为他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欧阳江河：拉斯洛作为一名作家，他的知和行、读和写是合一的。卢卡西说，“只有大作家和大诗人，才有世界观。”大作家的世界观里包含了信仰、反信仰，对信仰的抵抗以及对信仰的重新发明，甚至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善与恶、原罪与本罪，这些力量支撑一个人的写作，写到深刻的、地狱般的完美程度，拉斯洛就是这样的人。有时候偏离、错误包含着拯救，包含着赎罪的元素和力量，这正是文学所需要的。 羊城晚报：在拉斯洛获诺奖后，您说“没有那么讨厌诺奖了”，是因为拉斯洛的获奖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诺奖的“文学标准”提高了吗？ 欧阳江河：现在每年出这么多的小说，销量这么大，各种故事娓娓道来，还有很多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可供人们消遣消费的读物太多了。但是我要问，最稀少的、含金量最高的文学有多少？我们必须保证这样的文学的存在，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拉斯洛的文学，关乎的不仅是反抗，不仅是抵抗，他比这些还要高，他是建构，建构了什么是伟大的文学。这也说明了伟大的文学一定是一场“事故”，一个“错误”，然后纠正过去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实际上是平庸的文学。 羊城晚报：是否会担心长难句给读者带来的阅读障碍，从而影响流传度？ 欧阳江河：当然，对普通读者来讲，长句在智力上也好，在阅读习惯上也好，都会带来一种考验、折磨甚至是冒犯。但是没关系，我觉得必须要有复杂文学的存在，它是极少的东西，但必须有它，这是我们的使命。 写复杂文学的人本来已经做出够多的牺牲了，牺牲了版税、市场。献身于复杂文学，献身于这种比较困难的、得不到承认的东西，没关系，这是宿命。即便有些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咒骂，没关系，让我们共同见证这种文学的存在，这是最重要的：文学有些东西得以不同的方式存在。 如果没有卡夫卡，拉斯洛就不会想到当作家 □朱又可 拉斯洛之广为人知，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应该与塔尔·贝拉导演的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有关，但在2011年的电影《都灵之马》之后，二人就没有合作了。无论如何，即便是在诺奖盛名之下，拉斯洛仍然属于一个“小众”作家。看网络，说是一夜之间因为诺奖的加持，拉斯洛的中文译本订购量增加了上万本，这个数字和董宇辉前两年的“直播带货”销量比起来，好像也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可见，文学在数字时代真的失去了社会轰动效应。说到电影与文学的关系，我想，莫言的获奖，与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风靡一时也不无关系。不必迷信那些评委真的就是细读文本、心无旁骛的专家，他们受大众媒体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2018年9月，我去匈牙利采访中国诗人杨炼，顺便采访了拉斯洛。见面“暗号”是：他站在小广场的路口，戴一顶大沿黑色礼帽，大高个子，说我一眼就会认出来。果然是那样。他带我进入他预订的他常去的那家咖啡馆的固定角落，他自己点了一杯咖啡，推荐我品尝当地的一种杏子酒。他说话的方式就像他的小说语言长句子一样，也和贝拉的电影的长镜头一样，一口气讲很长。这种谈话的长句子，并非单调，而是有一种音乐式的韵律，这也许与他会弹钢琴和拉二胡有关。他语速比较快，这一点，并不像他跟贝拉的电影的那种加强的自然主义式、颇需耐心的“缓慢”。“诗到语言为止”，他的语言方式，使他在表现泥泞破败的乡村、巨怪般的马戏团的鲸鱼标本、屈辱受伤的马、末日来临前的人的孤独荒凉等意象时成为一位晦涩难懂的“复杂”作家，他的现实主义似乎就是以那样超现实的方式呈现的。 他和匈牙利的文学圈子保持着距离，甚至格格不入，更多地是以自由、流散状态待在国外。给我当翻译的是曾任多年匈牙利驻北京的商务人员毕罗万。在采访中他说，如果没有卡夫卡，他就不会想到做作家；他的小说《撒旦探戈》偏离了当代匈牙利的文学传统，与匈牙利作家习惯使用的语言越离越远，这可能与他很小就搞音乐有关，他能演奏多种乐器，连二胡都拉过，还会吹埙。1999年，拉斯洛还曾选择追随李白的足迹游历中国，后来写下游记《只有天上的星辰》。 采访完拉斯洛回到布达佩斯，跟杨炼说起这次采访拉斯洛，杨炼说，拉斯洛和他是老朋友了，二人第一次见面是1991年在瑞士，他们是同一家出版社的作家，他们还一起看了拉斯洛7个多小时的电影《撒旦探戈》。拉斯洛当年步李白足迹漫游之前，还专门来慕尼黑和在那儿的杨炼长谈，之后他去中国，采访了杨炼的父亲、北京老字号吉祥戏院的少东家。杨炼还介绍他认识了诗人唐晓渡、书法家曾来德。 9月上旬的采访，三个多月后的12月中旬才发表，也至少说明，拉斯洛当时不是一个热门的作家。谁也不会想到，7年后，诺贝尔文学委员会把这顶世界性的桂冠给了他。 滕威：中国作家获奖与否并不取决于翻译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熊安娜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有所谓的“诺奖情结”一说？ 滕威：8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参照。获得这个奖项的作家，通常被认为拥有广泛的世界读者群和评论界公认的创作成就。通过译介他们的作品，我们得以最快地找到与西方现代文学对话的路径，进而革新我们自己的文学语言。中国开始关注诺贝尔文学奖，是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展开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层面。 到了第二个层面，也在80年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有了多元的努力和革新。一个问题自然浮现：是不是该轮到我们获奖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期待变成了一种“焦虑”。如今的诺贝尔文学奖，更像是一个媒体和出版界的“事件”，大家借此热闹一番。但若从整个社会的热点来看，它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话题，热度通常维持不过三天，很快就会被下一个热点取代。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待诺贝尔奖？ 滕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横空出世，他们往往已有长期的作品积淀与声名积累。此外，诺奖有时也带有“追认”的性质——作家或许已过创作盛年，近作水准不复从前，但由于年轻时曾写出过伟大作品，仍可能在晚年获奖。 相对来说，大众对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有一定的认可度的。当然，有些年份的获奖者争议较小，比如今年的获奖者拉斯洛；而有些年份的获奖者，比如鲍勃·迪伦、韩江，就引发了广泛讨论。这些争议，有些是有道理的，有些其实是各种霸权和偏见，比如种族偏见、性别偏见、大国对小国的偏见等等。这些争议其实带出来很多的傲慢。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讨论，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有网友说，它成了一个选书的工具。 羊城晚报：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中没有精通中文的人，中国作家是不是就很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 滕威：一部作品需要经过多种语言的转译，我们常说中文博大精深，那些语言中的精妙之处、丰富的言外之意，究竟有多少能在层层翻译后被保留、被完整传递？在翻译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改写”。在翻译中，我们注定会丢失许多东西——那些难以转译的语言特质、文化意涵与审美韵味。因此，任何翻译都必然带有译者的主体性，受到其审美偏好、文学观念、历史认知乃至政治立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是否有“绝对忠实”的译者，能够将中国文学原汁原味地呈现给瑞典学院的评委们？我觉得这也不太可能。 有懂中文、尤其是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有兴趣的评委当然好；不过，随着中文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提升，愿意学习中文、理解中国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再加上AI的出现，大幅提升了语言学习和文化交流的效率。也许评委懂不懂中文不是决定性的。即便有一天，翻译不再是障碍，诺贝尔文学奖就会颁给中国作家吗？ 有些时候，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做得不够好，而在于对方可能有意不让我们“上桌”。我觉得这不是翻译能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