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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的荔枝》剧照 |
“我没送过什么好东西，但路走得不算丢人。” 李善德在抵达长安前夜的这句独白，不带鼓舞、不显悲怆，甚至缺乏戏剧性的高潮节奏，却精准地锚定了《长安的荔枝》的精神基调：这不是关于成功，也不是关于牺牲，而是一场关乎“如何体面地输”的旅程。 在国产电影沉迷于“逆袭式人物弧光”的当下，大鹏的《长安的荔枝》选择了一条反向路径。它讲述的是一名负责为贵妃运送荔枝的底层人员，在执行这场任务中不断受阻、被利用、被放弃，最终未能升官扬名，甚至未能“光荣完成任务”。然而，正是这种对“胜利”的主动拒斥，重塑了我们观看失败的方式：失败不是悲情的注脚，而是行动者温和的对抗；不是命运的终局，而是风骨的保全。 结构：不是逆袭，而是撑住 李善德从出场便带着“非主角”的标签，所有英雄叙事的要素在他身上均不成立：他缺乏决断力，没有资源优势，甚至性格中带着“慢、软、疑”的特质。 然而，正是这种“无胜算”的设定，赋予了他强烈的现实温度。在漫长的运送途中，他一次次试图完成任务，却一次次发现任务本身的虚妄：时间不可能达成、路线遭盘剥、驿站被截断、同伴在权力斗争中消失。 李善德的应对方式并非传统戏剧中的“反击”，而是在挫败与疲惫中继续前行。他的坚持与“逆袭”无关，导演刻意避免让他走上英雄之路，而是让他在屡战屡败中展现人性的深度。他的“不认同”并非直接对抗体制，而是通过走下去，维持自我与现实的平衡。 尊严：不是被原谅，而是不自污 影片最巧妙的一笔，在于未赋予李善德“自我牺牲”的崇高光环。他对任务本身是迟疑的，对驿卒的背叛是心痛的，对长安的期待是含混的。他选择走下去，不是因为相信任务的意义，而是不愿成为比任务更荒诞的人。 叙事节奏刻意制造着“任务的虚假”与“行动的真实”之间的落差。当李善德意识到荔枝运送不过是贵妃的个人嗜好，甚至可能被弃置时，他回头望见死去的驿卒、破损的驿站、背弃的伙伴。他选择走完这条无意义的路，不是因为相信它有意义，而是不愿否定那些已逝的现实。这种对自我与他人尊严的坚持，使得影片充满了深刻的哲学意味：失败并不意味着不屑一顾，也不意味着对自我的放弃。相反，失败是对自己内心的最深刻挑战，是与荒诞世界的最后抗争。 叙事：不是对称与荣耀，而是斜视与遮挡 在视听语言上，大鹏摒弃了传统历史电影的宏大构图、对称调度与光影仪式，代之以“冷静–扭曲–阻挡”的镜头美学，与“失败者的旅程”主题高度契合。 在多次行进场景中，导演采用中远景与侧拍跟踪，让人物总处于被遮挡状态：被旗帜遮蔽、被尘土掩盖、被行人切断。这种画面中的“被排除感”，强化了李善德作为“系统中不可见一员”的存在状态。 在冲突场面中，导演避免使用强烈的正反打，而是让声音在画外出现，角色仅以回眸或微表情回应。这种“非对抗性对抗”体现了主角面对系统压迫时的克制与沉默。 特别是在结尾处，镜头没有跟随李善德进入宫廷，而是停在门口。他将荔枝交付他人，转身离去。镜头保持静止的远观视角，直到他走出画面。这不是致敬，也不是诗意，而是一个清晰的宣告：这个人未被历史记住，但他自己知道，走过的路值得尊重。 结语：不是要成功，而是要不羞耻地走完 《长安的荔枝》不是关于唐朝的电影，甚至不完全是讲故事的电影，而是一部探讨“如何面对失败”的哲学小品。它通过送荔枝的荒诞路程，构建了一个关于失败、沉默与尊严的深刻隐喻。在当下影像创作中，成功总被简化为转折、破局、逆袭，失败则被包装成牺牲、悲情、崩塌。《长安的荔枝》抛弃这些套路，只讲述最质朴的失败哲学：一个人，走了一段路，明知不会被感谢，也知结果早已注定，却依然选择把事情做完。 这不浪漫，但很真实。或许这就是电影赋予我们的尊严：它不承诺世界会变好，但相信我们能在不变的世界里，选择不堕落地走完一段不公平的旅程。 （张艺 广东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