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到的陈企霞先生

　　□斯章梅

　　我今年93岁了，记忆中不少旧事，因同历者大多已经故去，有些成了独家秘辛。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文艺界、知识界出现了不少名人，陈企霞就是其中之一。按理来说，他们那样远在北京的大作家，跟我们这些理工男，是八辈子扯不上关系的。谁知道世事变幻出乎意外，60年代初，陈先生的夫人忽然被从早先的福建安排到浙江，他则从北京直接被安排到杭州大学中文系；他的夫人郑重大姐，当年的延安保育院院长，成了我同一部门的同事，这就给了我有幸识荆的机会。郑大姐性情爽朗，宽容大度，胸无城府。共事期间，承她不弃愚陋，悉心栽培指教，获益良多，成了可以推心置腹的良师益友。

　　过不多久，他们的五位子女，都跟我熟了起来，乐于与我来往，彼此相处无间。他们手足五人，受家庭熏陶，又经历过特殊境遇下的苦难，无一不养成刻苦耐劳、奋发进取的品格，明显比其他同龄孩子成熟坚强得多。在战争年代，陈先生夫妇居无定所，四处为家，孩子们先后降生于不同的地域，因而别出心裁，分别以出生地地名给新生命取名：老大出生于延安，即以延安为名，字恭怀，考入杭州大学俄语系；次子诞于河北省万畴县，长女出生于河北省武强县，他们俩就分别以出生地取名。武强长得酷肖乃母，性情温婉，沉静内敛，尤其难得的是勤勉好学，品学兼优，后来考取杭大地理系；三子50年代初生于北京，亦循例名之曰北京，70年代之初，“陈北京”的大名在杭大曾经响彻一时；最小的闺女则名之曰“幼京”，因为正宗的地名已被三哥占了先机，她只好退而求其次了。

　　陈企霞先生一家人初到杭大时，住处被安排在西溪路南的工人宿舍，那是一座老式的筒子楼，每户一个20来平米的前后套间，没有独立厨房，锅灶只能搭在门前走道上。更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只有同一楼层住户共用的厕所和洗手槽。一家大小7口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安顿下来的。

　　陈先生名义上在中文系上班，因其身份特殊，人人避而远之，终日独来独往，下班回家，闭门不出，实在无聊时，就一个人玩麻将牌。小饮数杯，大概是他平素唯一的嗜好。每到晚间，他会挎上一只装着大大小小瓶子的竹编篮子，沿着西溪路保俶路，步行进城沽酒。那几年，我夜晚进城的次数颇多，每到10点左右骑车回来，到了圣塘路和少年宫拐弯处，都会遇见他不紧不慢地彳亍独行，往湖滨延安路闹市方向的酒肆而去。除了偶尔会打一下招呼，通常都是不交一言，相顾一笑，擦肩而过。

　　陈先生六十诞辰的时候，气氛稍有缓和，他家的住处也经过了调整，有了落座之所，因此临时决定低调庆生。当晚到场的，中文系只请了马骅先生一位，我有幸忝陪末座，还有一位是数学系出身的同事赵典春，加上女主人郑重大姐，一共五个人，把酒谈心，共祷寿星健康愉悦，否极泰来。他们的五个孩子都没有与席。

　　我没有听陈先生聊起过他在《文艺报》以及“丁陈”集团相关的话题，更不曾主动问起过。跟陈先生相处时的更多细节，现在已经回想不起来了，印象中只记得他大多数时间都是独往独来，无人过问。还有，他好像被安排去设在浙江安吉的杭大“五七干校”劳动锻炼过一段不很长的时间。

　　到了七八十年代之交，陈先生夫妇被调回北京，子女们均有了稳定的工作，除三子在杭大供职以外，其余的都回北京发展，我跟他们一家就少有联系了。1988年2月中旬，接获讣闻，得悉陈先生仙去，我因家有变故，不克前往吊慰告别，深以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