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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新波《年青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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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一川《前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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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月《绿色长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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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雄才《武汉防汛图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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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墉《好得很——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梁善茵 周欣怡 图/文源 黄诚林 李国廷 （除作品图外） 2026年正值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创立70周年，羊城晚报文化垂类IP“名家说名作”推出首个系列策划“美述广东”，特邀全国艺术名家深入解读广东美术史上的名家名作，以岭南画学经典与精神启迪当下。 从黄新波《年青人》的美好寄望、胡一川《前夜》的技法创新，到关山月《绿色长城》的意象升华，黎雄才《武汉防汛图》的人民史诗，再到林墉《好得很》的虔诚信念，这些作品不仅贯穿广东美协七十载的发展历程，记录着社会变革的脉搏，更展示了一代代艺术家的探索热情与艺术高度。 本期“名家说名作”邀请中国美协理论与策展委员会主任尚辉，广东省文联主席李劲堃，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林蓝，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于洋，深入解读上述名家经典。 尚辉解读黄新波《年青人》 对人的思想与情感的挖掘 尚辉 黄新波先生创作于1961年的《年青人》，在当时影响深远。彼时，国家正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艰难岁月。在这样的困境中，青年人有怎样的精神面貌？我想，这正是黄新波创作这幅作品的初衷——向观众展现青年人对理想的无限向往与憧憬。 这幅作品比我年长一岁，诞生于我出生的前一年。它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它凝练地体现了黄新波版画艺术的核心特质：语言洗练，善用象征手法。在那个年代，用版画描绘现实生活十分普遍，而《年青人》却跳出了常规构思的局限。它没有刻画青年人具体的行为，而是以一个我们无比熟悉的青年侧面形象，来展现新中国的建设风貌。这件作品能成为经典，原因有二。其一，画中人物具有符号性：手中持笔的青年正在读书，他脑海中的想象在画面空间里铺展开来。其二，画面里的高压电线杆颇具深意——当时普遍使用的是木质电线杆，而画中却是三角铁搭建的金属电线杆，这象征着新中国建设时期工业化转型的进程。作品并未直接呈现工业或农业建设场景，而是以电线杆为隐喻，暗示着祖国正在发生的巨变。更重要的是，作品以星空意象来暗示青年人对未来的畅想。我们仿佛能透过画中女青年的形象，触摸到祖国未来的发展脉络，感受到年轻人对星空、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从艺术语言层面看，《年青人》运用正侧面光，通过明暗交界线塑造出女青年既积极向上又柔美优雅的形象。黄新波擅长以类似线描的刻刀技法，勾勒出流畅优美的曲线：女青年的侧面轮廓、波浪形发式、脖颈与手部的刻画，乃至近景处既像山坡又似麦浪的曲线，都与高压电线杆的直线形成鲜明对比，实现了艺术形式与人物塑造的有机融合。因此，《年青人》既是我早已熟知的黄新波代表作，也是他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经典作品之一。 关于《年青人》，还有一段温情小故事：画中女青年的原型，正是黄新波的女儿黄元。作品完成后，黄新波没有第一时间寄给报社或送去参展，而是先寄给了女儿。某种意义上，这是他对女儿的未来寄语，更是对所有青年学生的美好祝愿。即便在今天，这幅作品依然能带给我们诸多启发。 如今的人工智能技术，其新颖程度不亚于当年的金属高压电线杆。但无论是工业化文明还是数字化文明，发展的核心始终离不开对人的表现，离不开对人的思想与情感的挖掘。从这个角度看，《年青人》还传递出另一层时代启示：人工智能是人类运用工具的新突破，但如何驾驭这一工具，仍需要青年人充分发掘自身的思想与才智。 李劲堃解读胡一川《前夜》 逆光中的艺术激情 李劲堃 胡一川先生的创作生涯贯穿整个20世纪，《前夜》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也是他从版画转向油画创作的关键作品。 这件作品定格了游击战士夜袭前的紧张瞬间：战士们围聚一处，特殊光源精准刻画着不同人物的神态，前景中逆光的战士形象，更烘托出战前的肃穆氛围。右侧的战士正部署作战准备，其他人则凝神倾听，专注的神态跃然纸上。 胡一川早年学习西画，现代派艺术的形式与精神内核深深影响了他，由此他反对纯粹写实，主张写实与写意的融合。他的版画创作受德国艺术家梅斐尔德启发， 以粗犷线条、强烈对比和夸张造型构建出极具张力的视觉效果，表现力十足。 作为综合素养极高的艺术家，胡一川将版画创作中练就的概括力，巧妙融入油画创作，版画的造型特征与凝练刻画手法在他的油画中延续。亲历过战斗岁月的他，对人物心理的挖掘和动态的把握精准生动，今天看来，仍令人赞叹。 与同期留洋归来的油画家不同，胡一川的创作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质，作品的感染力却丝毫不减。艺术创作离不开激情与技法，深谙本民族艺术规律的创作者，即便切换创作材料，也能打造经典。这为当下美术创作提供了启示：年轻艺术家该如何运用好当下的数字技术，带来更丰富多元的艺术创作？ 在上海举办的“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中，我们曾将《前夜》转化为动态数字作品。如今的艺术家若想反映当下、回溯历史或畅想未来，可以效仿胡一川先生，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多元手法，锚定属于自己的主题与经历，定能创作出兼具深度与趣味的作品。 林蓝解读关山月《绿色长城》 始终在革新与创造中前行 林蓝 关山月先生的《绿色长城》，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山水画创作的一座高峰。 作品聚焦南海岸边植树造林的壮阔场景：人们先在育苗区将木麻黄的种子培育成苗，再移栽至沙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慢慢地让幼苗连成了绵延南海的防风林带。展卷望去，近景与远景里的防风林带绿意盎然，远处南海则浪涛翻涌，林与海之间，一队民兵正巡逻值守。这既是抵御风沙的“绿色长城”，更是守护家园的“人民长城”。 当年，关山月先生深入广东电白至茂名的防风林写生，最终凝练出这幅作品的独特图式。它将传统中国山水笔墨融入宏大时代叙事，让观者真切感受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活力。 从内容上看，无论是木麻黄、沙滩还是海洋的描绘，都找不到现成摹本可循，关老打破了《芥子园画谱》以来千年国画图谱的局限。 这正是关老直面新时代、新生活，捕捉内心强烈情感共鸣的成果，也是岭南画派“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精神的生动体现。 在技法上，关老同样勇于创新。由于木麻黄的形态没有现成作品可借鉴，他便延续岭南画派特有的写生传统，到实地考察写生。如果说江南国画以写意见长，那岭南画学百年的核心便是写生，且聚焦人间烟火。关老的创作，正是岭南画派“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精神的生动体现，始终在革新与创造中前行。 关老曾被戏称为“苦学派”，因为他始终在革新与创造中前行。许多艺术家成熟后，往往止步不前，但关老却数十年如一日，不断挖掘时代重大节点的新题材。比如抗战时期，他用传统笔墨描绘流亡难民，打破了此前山水画惯用平远、高远视角的局限，让古老技法与现实生活深度交融。 关老的花鸟画同样别具一格，尤以红梅题材贯穿其创作生涯。传统画梅多侧重孤洁、清淡、冷傲的气质，而关老笔下的红梅，传递出革命、创新与倔强的精神力量。 于洋解读黎雄才《武汉防汛图卷》 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温度 于洋 黎雄才先生是岭南画派第二代代表人物。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以独具风格的山水画享誉岭南画坛，不仅创作了诸多经典名作，更培养出大批艺术人才。 《武汉防汛图卷》是黎雄才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作为一幅山水长卷，它让人联想到《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等传世经典——长卷形制本身，便凝聚着中国人独特的山水观、空间观与自然观。而这幅《武汉防汛图卷》不仅以约30米的尺幅延展画卷，更突破了传统山水的题材边界，生动记录了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共抗武汉汛情的历史瞬间。 这幅享有“防汛史诗”美誉的作品，是新中国山水画的经典之作。它以全景式构图再现了人与天灾抗争的壮阔场面：画面中最牵动人心的，是江堤决口处，抢险队员们纷纷跃入水中，手挽手筑起人墙的紧张瞬间。 黎雄才细致刻画了大坝一侧众人运土填塘的场景，将人民的力量与担当作为画面核心。同时，他以树石等景致完成不同场景的切换衔接，通过提升视平线，让观众得以如无人机俯瞰般纵览全局；又以传统山水画“山形步步移、步步观”的散点游观方式，丰富了画面的叙事层次与完整性。 在技法上，画家创造性地将西洋写实画法融入传统山水，既扎根于传统画学基础求新求变，又秉持深入生活的创作态度，让作品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温度。 这类聚焦新中国建设、国计民生的长卷创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时代焦点，被称为“新山水画”。南北画家不约而同地以写生和长卷为载体，将写实语言与现代社会主题引入传统山水，为古老画种注入新的生命力。 如今回望这批经典作品，它们仍给当代创作带来深刻启示：唯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带着对社会与历史的深沉自觉，才能创作出有温度的作品。而那种投入真情实感，不惜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打磨作品的精神，正是百年来广东美术的珍贵特质，值得我们永远传承与发扬。 吴洪亮解读林墉《好得很——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生动呈现历史情境 吴洪亮 林墉先生的代表作《好得很——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描绘的是青年毛泽东主席在湖南进行农民调查、成立农协的欢腾场面。其历史背景是1927年，中国进入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变革时期，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努力通过农村改造来探索建设新中国的道路。 毛主席强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这一思想指导下产生的重要文献。林墉先生敏锐地抓住了报告中“好得很”三个字，在当年不少人议论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背景下，作品既生动地呈现了历史情境，也使整个画面更生动。 从画法上看，《好得很——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典型的主题性创作。它继承了20世纪“徐蒋体系”之后，将西方素描造型与中国传统笔墨相结合的技法。可以说，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画的人物题材是在这一体系中最早成熟起来的，这件作品正体现了这种融合路径的成熟性。 从构图上看，为了突出毛主席的高大形象，林墉先生将他置于稳定的正三角形中心。巧妙的是，画面又通过人群的布局形成S型动势，达成动静相宜的效果，从而更强化了形象的崇高感。 深入画面细节，我们看到的是“恰同学少年”的青年毛泽东，以及他颇具标志性的姿态。周围的民众形象则安排得疏密有致，共同构建出一个富有叙事性的历史瞬间。在众多描绘毛主席的主题创作中，这件作品因其艺术的独特性与深刻性而显得尤为突出。 无论是放在林墉先生个人的艺术成长历程中，还是置于新中国主题性创作的历史脉络里，《好得很——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是一件节点性的、里程碑式的经典。 在AI时代和大众视觉经验已然更新的今天，如何用传统笔墨去凝结历史瞬间、创作出新的经典，确实是一道难题。 从林墉先生的实践中，我体悟到几点：第一，创作者心中要有坚定的信念；第二，作品必须要有“我”的、个人的艺术表达；第三，离不开经年累月的锤炼，既要有深厚的笔墨功力，也要有把控复杂画面，尤其是处理叙事性群像中人物交叠关系的能力。 因此，我们不应只看到作品成功呈现的那一刻，更应该去关注和思考成功之前的漫长准备过程。林墉先生的《好得很——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我们做出了主题性创作的范本，值得深入研究与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