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千年的区域互动：广东人“下南洋”的历史纵深

　　□ 王潞  欧阳琳浩

　　

　　广东人向南洋迁徙的现象，久已有之。“南洋”作为中国视角的区域概念，宋代既已出现，至清代逐渐清晰，泛指今天的东南亚地区。19世纪中叶后，华人海外移民数量爆炸式增长，“下南洋”成为具有特定指称的移民活动。源源不断的广东人向南洋地区迁徙，构建起广东与“南洋”的贸易网络，催生规模庞大的海外华侨华人社区，带动广东—南洋地区的联动发展。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不忘“老一辈侨胞艰难的创业史”的指示精神，本文将广东人“下南洋”置于跨越千年的区域互动进程中，聚焦广东人在东南亚的发展史、奋斗史，长时段勾勒广东人“下南洋”的发展轨迹与阶段特点，展现广东人对海洋孜孜不倦的开拓精神与探索勇气，深层次揭示广东与南洋地区绵长久远的跨洋互动。

　　

　　秦汉至宋元时期南海经济带崛起

　　

　　环南海各地区之间的濒海开发与跨海贸易活动源远流长。先秦时期，百越族群擅长操舟与航海技术，依托规律性的洋流和季风，在南海周边地区往来活动。中外学者从体质特征、考古遗迹、迁徙路线等多重证据揭示出南洋与华南古族群之间的渊源关系。

　　秦汉王朝对岭南的长期经略为沿海开发提供了制度保障。内地百姓持续南迁，为滨海地区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劳动力。与此同时，中央王朝派遣使者出使南海及印度洋诸国，进行官方贸易。番禺（今广州）、徐闻、合浦等港口成为面向南海的贸易节点，这些港口也被后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六朝时期，南方各政权注重发展与南海诸国的官方往来及贸易关系，为当时南海航路的稳定与延伸提供了政治与物质保障。隋唐时期，岭南地区商业繁荣发展，南洋航路日益兴盛。隋炀帝经略林邑，东征流求，派使者前往赤土国，这些举措拓展了中央王朝在南海及东亚海域的政治影响力与知识范围。唐代，广州首设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阿拉伯、波斯和中国商人共同开拓出“广州通海夷道”，南洋群岛基本纳入东西方海洋贸易圈。广东沿海民众海外经商、谋生的活动有所增加，他们多循南海贸易渠道前往东南亚各地。

　　宋元时期，南海贸易格局从初期的区域性交换，逐步发展为体系化、网络化的多元格局。官方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与航海技术显著进步，使得通海航路向远洋延伸，航线进一步拓展，一个以南中国海—印度洋为中心，远至欧洲、非洲的大规模海洋贸易网络逐步形成并日趋发展。广东依托区位与物产优势，深度融入南海贸易网络，珠江三角洲与韩江三角洲加速开发，成长为环南海地区有重要影响的经济核心区。中国民间海商快速成长，东南亚各地出现早期华人聚居点。在海外市场的拉动和影响下，广东发展出特色鲜明的外向型生产体系，以瓷器、丝绸等手工业品稳定交换东南亚、印度洋沿岸的香药与珠宝等。广东民众在中南半岛及马六甲海峡等地的商业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了广东人的住蕃现象，称“广人举债总一倍，约舶过回偿，住蕃虽十年不归，息亦不增”。

　　从先秦至宋元，广东与南洋的交往经历了从早期探索到成熟贸易、从零星移民到小规模聚居的发展过程。尽管此阶段的贸易规模、参与人数与明清以后相比仍属有限，但持续不断的人员与商品流动，有力推动了以南海为纽带的贸易体系形成，跨洋经济带蔚然兴起，南洋的早期华人定居点形成。这为明清时期广东与南洋诸国关系的深化，以及华南沿海生民在该体系内更为活跃的跨国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清时期华人主导互市网络与广东移民

　　

　　明清时期是中国海商势力及海外华人社区形成的关键阶段。活跃于南洋地区的广东人，在不断变动的王朝政策和多元化环境中展开跨海商贸活动，成规模地海外移民，前往南洋经商与开发。

　　明初的朝贡体制和海禁政策对中国与南洋的关系具有决定性影响。南洋各国需在朝贡体系下与中国进行贸易，使节或随行商人所携带的商品需由中国官方优先购买，剩余商品也在官方监管下与民间交易。14至16世纪，南洋诸国入贡达90次左右，反映了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密切交往。与此同时，广东民众在朝贡体制之外，与来到中国的南洋商船展开民间贸易，最终获得地方政府乃至中央王朝许可。广东这一探索打破了贡舶与商船的区分，非朝贡贸易被纳入管理。该形式到清代最终形成由地方督抚、海关监督、行商共同管理的“广州体制”。特别是“一口通商”政策（1757年）实施后，到中国的西洋和南洋诸国商船，基本被清政府限定在广州口岸。广东成为当时进出口商品的集散地和生产中心，是中国面向海洋、与全球市场联系最紧密的地区。

　　自16世纪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不断向东方扩张，凭借着军事威慑在南洋地区建立海上殖民据点，并试图打开中国市场。英、荷等国利用华人经营已久的成熟贸易网络，将中国制品、南洋物产销往欧洲。17-18世纪，英、荷等国组建垄断公司，将中国茶叶、瓷器、丝绸从广州销往南洋及欧洲市场，这使得欧洲人的亚洲贸易基本上成为以“中国贸易”为中心的贸易。

　　不同于欧洲国家集军事征服、垄断经营和殖民统治的开发模式，华人在南洋地区构建起自成一体的贸易网络。该网络主要以厦门、广州、澳门为中心，连结到南洋地区的马尼拉、大城、巴达维亚等主要港口。简而言之，南洋地区是供应中国未加工产品的主要地方，中国则将加工制品销往南洋。商品与人员、资金、信息的往来交织，构成了近代亚洲的交易圈原型，推动了海外华侨社区的形成。

　　明清时期，广东沿海民众不断冲决“海禁”藩篱，前往锦石、淡目、旧港、马六甲、北大年、阿瑜陀耶等地从事贸易活动。此外，还有大量以农业开发和劳工为主的移民。明清战乱之际，部分广东军事首领率众由粤西抵达湄公河三角洲及其以南地区，投身农业拓荒。比较著名的有：雷州人莫玖在河仙，龙门总兵杨彦迪在美湫，高雷廉总兵陈上川在边和，广东移民推动了当地土地开发，促进了该区域商贸中心的形成。清中叶，广东官员（1754年）提议取消海外华侨“三年内返回原籍”的限定，获得清政府允准。此后，出洋民众无限期侨居国外具备了合法性。梅县人罗芳伯率领众乡亲在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岛）从事采金业，其1777年创立的兰芳公司既是经济组织也是自治领地，罗芳伯被称为“大唐总长”。清末，随着海禁政策的彻底解除，广东人移居海外的现象更为普遍，南洋华人社区普遍建立。

　　从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大量来自广东的商人、矿工、工匠、造船匠、农民，成为南洋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领和支柱力量。该时期也被中外学界称为“中国人世纪（Chinese century）”，移居南洋的广东人可谓厥功至伟。

　　

　　近代广东人“下南洋”与跨国融合

　　

　　近代时期是广东人大规模“下南洋”的重要阶段。百年间有数百万广东人迁居南洋的泰国、越南、马来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地。作为近代以来的新移民群体，他们与家乡维持密切联系。因这种联系而产生的跨国活动与汇款，不仅促使联系广东与南洋地区的华侨网络从单一贸易网络向“移民—侨汇—商业”的跨国复合网络转型，也使广东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并逐步实现近代化和国际化。

　　18世纪下半叶，欧洲国家相继迈入工业化进程，并向外扩张势力，世界市场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原先由华商主导的亚洲帆船贸易，难敌具备先进武器和工业生产技术的欧洲殖民者，被迫卷入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贸易体系。欧洲殖民者以南洋贸易据点为基础，加大殖民地开发，种植园、矿山急需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的侵入和中国内部的战争加速了中国农村经济的解体，出洋谋生的中国人日益增多。

　　广东商品经济发达，外出谋生是民众一种弹性化和多样化的家庭经济策略。19世纪中叶以后，蒸汽轮船使航运更为快捷和安全，广东人出洋人数呈爆炸式增长。传统移民之外，新增洋行招募的新模式，出洋范围不仅遍及南洋各地，还远及美洲、大洋洲等地。这些移民主要来自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以及兴梅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主要经香港出洋，而潮汕和兴梅地区主要经汕头出洋，部分也经汕头转香港出洋。

　　在近代大规模广东人“下南洋”的浪潮中，人员流动、商贸往来、社会纽带、制度环境等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了跨国复合网络，驱动了南洋经济与中国本土市场的双向联动，促使劳动力、物产、资本在不同制度和规则下实现跨国资源配置，这既反映了广东与南洋各地在人员、商品、金融、技术等方面的密切关系，也呈现了广东与南洋自成一域的历史。

　　

　　战后南洋、侨乡与全球化先行地

　　

　　二战以后，受冷战格局影响，侨乡与南洋两地之间的交流和联系出现阻隔。1955年万隆会议以后，中国鼓励华侨自愿选择国籍。独立后的南洋各新兴国家普遍以“民族整合”为目标，华侨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受到限制和挤压。为应对所在国局势的变化，南洋华侨发展出一套有自身特征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体系，其身份认同亦转化为“落地生根”的公民意识，完成由华侨向华人的转变。原先用于建立和加强与侨乡联系的关系网络或社团组织，为战后东南亚各地华人的在地化发展提供了平台。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冷战结束、亚太地区形势变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逐渐正常化，经贸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广东凭借毗邻港澳、侨胞众多的优势，率先承接海外华商的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东南亚粤商利用民间商贸网络与关系纽带，组织起以血缘、地缘等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在广东跻身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东灵活利用地利人和及相关政策，“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迅速发展。潮汕地区的纺织、玩具、五金等产业，五邑地区的制造业集群，均得益于侨资早期注入。这些企业带来的资金、市场化经营理念与全球贸易渠道，快速推动广东侨乡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促进广东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广东侨乡为华商提供了广阔的投资腹地与劳动力资源，华商则搭建起广东对接全球市场的桥梁。这种互补性合作，不仅让广东侨乡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更推动南洋地区成为连接中国与全球市场的枢纽。

　　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深刻认识到，只有加强互利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才能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2003年，中国在东盟对话伙伴中最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率先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中国—东盟自贸区计划的启动，双边贸易表现出惊人的增长速度。双方的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及比较优势不断演进，呈现互补性与竞争性并存的特征。在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过程中，华商及华商网络逐渐成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依托，华人资本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自由贸易区发展迅速。2025年，中国—东盟自贸区签订3.0版升级议定书，双方经贸合作迈入新阶段。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不断将合作向机制化、制度化方向推进。在兼顾发展阶段差异、尊重多样性的前提下，推动形成更具活力的区域增长圈，并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机制建设形成有效对接。

　　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大省、制造业大省与第一外贸大省，广东是中国—东盟合作的战略门户。自2020年，东盟已连续五年成为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作为中国—东盟合作的贸易枢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节点，广东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5年度重大委托项目广东人“下南洋”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王潞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副所长，《海洋史研究》常务副主编；欧阳琳浩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