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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批（汕头侨批文物馆） 图片来自《根深叶茂：原乡异乡两地情》，林伦伦、[马来西亚]陈再藩著，花城出版社 |
□ 林伦伦 在潮汕侨乡，过去很多人家最盼望听到的一句话，是：“阿姆，批来了。” 一声“批来了”，意味着远在“番畔”的亲人有了消息，也意味着一家老小这个月的生计有了着落。送批阿叔骑着自行车穿街过巷，把南洋寄回来的银信送到侨眷家中。拆开“番批”，往往寄的是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养家钱，还有几句半文半白的话语：“儿在外一切尚可，勿念。” 对于潮汕人而言，这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打动无数观众，原因也正在这里。它表面上展现的是一场漫长的等待与守望，实际上写的却是整个潮汕侨乡社会数百年来共同的情感经验：有人漂洋过海，有人在故乡守家；有人在南洋谋生，有人在故土等待；有人一生都在“过番”，有人一生都在等“回唐山”。 因此，《给阿嬷的情书》真正动人的地方，是它拍出了中国人尤其是潮汕人精神世界中一种极深的善良与情义。 《给阿嬷的情书》上映后票房与口碑双丰收。这部仅投资14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不仅在广东大热，也在北京、上海等地引发广泛共鸣。其成功原因很多，而最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中国人的善良和情义秉性。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点赞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称其“于平凡当中书写了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情义、担当，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层的情感共鸣、文化认同”。 今天我们谈论影片，需要先知道其背后的一个历史背景，那就是潮汕侨乡文化。潮汕是中国著名侨乡，本土约有1500万人口，而在海外也约有1500万的乡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 但“侨乡”二字背后，其实是一部漫长的迁徙史。 潮汕人的祖先，是从中原经过江浙下福建，又从福建西迁到粤东的移民。经过从汉魏六朝到明清近两千年的播迁，其所携带的中原文化不断与迁移新地的文化交融、变化、发展，到最后在粤东停下脚步，又经过数百年与闽粤、南越土著文化的融汇，创造出了既保留传统中原文化又融合了土著文化、海洋文化的丰富多彩的潮汕文化。 然而，“停下脚步”并不意味着漂泊结束。 明清以后，随着福建移民不断进入，粤东人口迅速增长，人多地少。如果再遇灾荒，粮食就不够吃了。怎么办？对有移民传统和迁徙经验的潮州人来说，那就继续迁徙。潮汕民间有一句老话：“食到无，背起衫包过暹罗。”有人出门时，在市篮里放一块甜粿（糯米年糕）、一包故乡泥土，披着方格水布，登上红头船，就“下南洋”去了。那另一片土地，不是中国的，而是异国他乡，是“番畔”。于是，就有了“过番”，有了“番客”，有了“番客”寄回家乡的银信——“番批”（侨批），有了番客“回唐”（回家乡）。 潮人把祖国称为“唐山”，把回故乡叫作“回唐山”，这个“回”字，包含极深的文化意味。因为，对于许多潮人来说，故乡从来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精神之根、文化之根。因此，《给阿嬷的情书》真正深处的悲欢，也就在这里：它写的不是一个人的等待，而是一整个侨乡社会漫长的离散与守望。 影片编导蓝鸿春是汕头潮阳人，长期浸润于潮汕文化。近十年来，他先后拍摄潮汕方言电影《爸，我一定行》《带你去见我妈》《给阿嬷的情书》，以及纪录片《四海潮味》，采访了300多个海外潮籍华人家庭。那些漂泊异乡却始终惦念故土与亲人的潮人故事，深深影响了他，也使《给阿嬷的情书》具有浓厚的侨乡历史感。 电影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侨批这条主线。侨批是潮汕人和潮籍海外乡亲的集体记忆，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省第一个世界记忆遗产项目。《给阿嬷的情书》通过郑木生和谢南枝接力二十多年写给叶淑柔的一封封的“番批”（侨批）和叶淑柔的回批展开叙事。这些“番批”多由“写批先生”按口述写成，带有旧式尺牍文体的味道，半文半白，还夹杂一些潮州话词语，读来十分文雅。 但侨批的真正珍贵之处，并非“情书”，而在于背后所维系的一整套伦理关系和信用体系。在潮汕侨乡，几乎家家户户都是侨眷，一声“阿姆，批来了”，就意味着“番畔”的救命钱来了，也意味着一家老小这个月的生计有了着落。送批阿叔就是潮汕侨眷家庭的“吉祥喜鹊”。 很多时候，“水客”带着侨胞托付的钱款与口信回乡，不必立字据，也不怕被吞没。乡人之间相信“信用”二字重于一切。香港著名金融家庄世平先生曾说：“侨批的历史雄辩地说明了潮汕人恪守信用的优良传统。可以说，没有信用就没有侨批。” 侨批是一种通信方式，更是一种情义契约，维系着家庭责任、亲族伦理与文化认同。一个漂泊南洋的潮州男人，也正是通过一封封侨批，继续维持着自己作为“家里人”的身份。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家”不只是居所，更是责任共同体。哪怕远隔重洋，“过番”南洋的潮州人，依然牵挂父母妻儿。侨批寄回的，也不仅是钱款，更是一种“我仍是家中一员”的伦理确认。因此，《给阿嬷的情书》真正动人的，不只是爱情，而是它重新唤起了中国人重家庭、守信用、念故乡、讲担当的情义传统。 影片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满满的潮汕民俗风情元素。在5月19日晚的北京大学百年讲堂观影后的座谈会上，主持人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潮州人陈平原：“电影里有什么潮汕文化的元素？”陈平原教授回答说：“从头到尾都是。” 其中，叶淑柔扛标旗的场景颇为典型。郑木生因为叶淑柔漂亮而追着标旗队看，一不小心掉进池塘里。潮汕观众都会心一笑。扛标旗巡游是潮汕村寨常见民俗。每逢时年八节，游神赛会期间除了潮州大锣鼓、潮州音乐巡游表演之外，还有女子扛标旗或者挑花篮巡游。扛标旗的姑娘，通常都是村里百里挑一的姑娘，尤其是“头标”（走在最前面的扛标旗姑娘），常被默认为“一号美女”。 陈平原教授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扛标旗的少女》一文，对此有过精彩的文学描写。电影通过“看标旗”“追看落水”等细节，既写出了叶淑柔的美貌，也写出了她后来的韧性与坚守，塑造出一个秀外慧中、善良柔韧的典型潮汕侨乡女性形象。 事实上，电影中的这些民俗细节，并不只是“地方风情”的点缀。潮汕民俗之所以繁盛，与侨乡社会长期形成的族群凝聚力密切相关。海外潮人到了东南亚后，也往往会修建庙宇、成立潮州会馆、宗亲组织。大家一起“营老爷”、演潮剧、喝工夫茶、说潮州话，以此维系共同体认同。 乡亲们常说：“哪里有潮水，哪里就有潮人。”我还增加了两句：“哪里有潮人，哪里就有潮语；哪里有潮语，哪里就有潮汕文化。” 于是说到影片成功的第四个方面，潮汕方言的运用。《给阿嬷的情书》大量使用潮汕话对白、潮语歌曲和潮语侨批朗读，演员口音也保留了不同地区的自然差异，真实而亲切。我原本担心方言会影响传播，但事实证明，真挚的故事足以跨越语言隔阂，不少非潮语观众同样深受感动。祖籍宁夏的深圳报业集团青年记者马小晗看完电影后，在我的朋友圈中留言说：“电影太感人了！现在最缺的就是像《给阿嬷的情书》一样真诚走心的故事啦。” 潮汕方言对于潮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一种文化认同的标志。潮汕方言就是潮人的“有声logo”。不管潮人的足迹去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从什么地方出发的，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 语言学里有一种现象：离散族群往往比原乡社会更重视母语保存。对于遍布东南亚的潮人而言，潮州话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一种确认“我们是谁”的文化标识。因此，潮州会馆里讲潮州话，潮剧用潮州话演出，“营老爷”用潮州话唱赞，甚至侨批也往往保留着潮州方言词汇。方言背后所维系的，其实是一整套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最后，一些看起来不经意出现的潮汕小物件，如青橄榄、油甘、乌橄榄菜、无米粿等，也使电影的潮汕文化元素更加饱满。青橄榄入口先苦后甘，颇有潮汕人生活哲学的意味，也隐喻着许多潮人漂泊奋斗的人生经验。 所以，《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能够走出潮汕、感动全国，并不只因为潮州话、英歌舞、无米粿这些地域元素，更因为它讲出了中国人共同的情感伦理：念亲人、守承诺、重情义、恋故乡。 侨批不只是一封旧信，“过番”也不只是一段旧史。它们背后，是无数普通中国人在漂泊中的家国情感与归根意识。某种意义上，电影所讲的，不只是潮汕侨乡的故事，也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漂泊、离散与归根经验的一种缩影。 它所回应的，是中国人内心深处那个始终未曾改变的精神世界：无论漂泊多远，我们始终要——“回唐山”。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当代著名方言学家、文化学者，国际潮学研究会执行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