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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下简称《阿嬷》）在创作上有哪些得与失？ 黄栩诗：《阿嬷》打动我的有三点：第一，它是对族群共同体意识的刻画。共同体的凝聚往往产生于危机中的迫切需求，长期延续下来，这种凝聚力会内化为族群的自我认同。电影展示了潮汕人一起下南洋、在异国他乡抱团取暖，并通过侨批维系家庭生存的过程。我们看到潮汕人的原乡情结，如何从对家的眷恋，发展到同胞间的相互守望，再上升到对故土家园的感念。这种情感的纽带，把族群紧紧地凝聚在一起。 第二，电影诠释的“信念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映照出当下社会的缺失。如今通讯交通非常发达，人际沟通讲究及时高效，连信任都变得很脆弱。很难想象，要用几个月的时间去等待一封回信，去守候一个远隔重洋、归途无期的人。而在百年前的侨乡社会，这种信任恰恰是维系家庭、人际与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础，是普通人对抗未知苦难的精神支撑。这种“慢”和“相信”，正是我们这代人最渴望的东西。 第三，影片在叙事上既“反套路”又有“套路”，实现了艺术与商业的平衡。电影前面部分铺排了一家寻亲的情节，采用悬疑加公路片的叙事结构，有效规避了文艺片节奏拖沓、受众面狭窄的问题。 如果谈不足，影片最大的争议在于把苦难历史浪漫化了。真实的侨乡历史是怎样的？绝大多数的留守女人从青丝熬到白发，等待丈夫回来，一生也没能等到，现实中并没有南枝替她们圆梦。可以说，这是一部建构在真实性之上的“现代童话”。为什么会这样处理？导演自己也提到，他太想给观众一种“治愈”的体验，某种程度上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唐诗人：我认为对于影视文艺作品，不必苛求完全还原详实的历史细节。电影对历史内容的简化处理，可能也是它能够成功的一个因素。很多文艺作品之所以观感不佳，正是因为想要承载的内容、表达的主题过于繁杂，最终导致核心内容模糊、叙事松散。这部电影的核心是木生与南枝与淑柔三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甚至就是南枝与淑柔两个女性之间的关系，为此将前期诸多情节做了快节奏处理，这种叙事取舍总体上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多数时候会关注“情义”这个内核，但为了让这个“情义”可信、可感，影片中诸多细腻的生活细节、民间趣味也不可忽略，这部影响正是拍出了日常生活的质感，情义是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绽放出来的，而不是刻意将人物英雄化。这部电影包含浓郁的文学质感，它不仅让传统的“作者电影”、质朴的情感故事片有了希望，也让越来越小众的“文学”有了信心。 盖琪：《阿嬷》把“侨批”这样一个小众的历史知识点，成功推向全国，甚至具备走向世界的传播势能。 首先，电影呈现出极具东方特质、纯粹的中国式人性之美。这种美区别于西方推崇的个人主义审美，它是一种古典、质朴的品格之美，是传统文人风骨与普通人信义坚守的结合；其次，电影有力打破了短视频时代的一种普遍偏见——不少人认为，年轻人只习惯于碎片化内容，不再需要也无法接受长篇叙事。而《阿嬷》的“爆火”证明：年轻人依然需要有深度、有厚度的长叙事，他们能够理解克制、细腻的表达，更会对真诚、厚重的故事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电影在传播层面也极具亮点，它看似在对抗短视频的碎片化叙事，实则巧妙借力了社交媒体，片中大量的素人演员本身就是潮汕本地网红，在电影“出圈”前就凭借自身流量完成了早期传播与口碑铺垫。社交媒体虽有碎片化、娱乐化等短板，但也具备低成本、高渗透、接地气的传播优势。导演精准盘活了本土流量与民间达人资源，为文艺片、乡土题材的破圈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成熟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