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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4月，黄文宽撰《广州河南敦和乡客村晋墓发掘报告书》封面 作者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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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4月，黄文宽撰《广州河南敦和乡客村晋墓发掘报告书》结语（局部）和落款 作者供图 |
□张强禄 黄文宽（1910-1989），广东新宁（今台山）人。早年执业律师，后任教于广州大学、中山大学，兼任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世人熟知其诗词、书法、篆刻造诣，而关于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现代考古起步之际所作贡献，却长期文字寥寥。 近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其前身可追溯至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整理晋南朝墓葬档案时，梳理出一批1952至1956年的原始资料。这批形成于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下称“市文管会”）初创期的记录，极大丰富了我们对市文管会起始阶段艰苦创业历程的认识，也让黄文宽等先生带领众人筚路蓝缕、开创事业的往昔重新浮现。 从客村晋墓的抢救性发掘，到西村窑的紧急呈文保护，再到石榴岗墓群发掘的组织协调，档案呈现的实践，为追溯广州现代考古起步留下清晰线索。 客村晋墓 1951年12月，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市文管会，副市长朱光兼任主任委员，聘请社会专家学者14人为委员（胡根天、商承祚、梁钊韬、黄文宽、龙庆忠、陈大年、冼玉清、容庚、岑仲勉等），委员分古建筑组（组长龙庆忠，副组长黄文宽），古文物组（组长陈大年，副组长梁钊韬），革命文物组（组长胡根天，副组长谭彼岸），秘书长前为康殷，后为黄文宽。档案显示，实际主持工作者为黄文宽。1952年8月正式办公前，市文管会最重要的考古工作是南郊客村晋墓与东郊光华医学院汉墓的抢救性发掘，队长均为黄文宽。 客村晋墓是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市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因资料长期未正式发表，其学术价值及黄文宽在广州考古草创阶段的贡献亦未得到充分认识。结合档案与未刊资料，重温此次发掘经过，对补充广州考古学史意义重大。 从未刊稿《广州河南敦和乡客村晋墓发掘报告书》可知，该墓是因修筑公路掘破后室顶部被村民发现，而后开展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于1952年3月20日至27日进行，4月15日即完成发掘报告初稿，落款“广州敦和乡晋墓发掘队队长：黄文宽”。 黄文宽此前虽未受过系统田野考古训练，发掘记录亦存在平剖面图资料不足等局限，但从发掘计划和过程、记录测绘、摄影及其初步研究等方面看，当时已属相当规范。市考古院整理晋南朝墓葬档案资料的王慧琴认为，《广州河南敦和乡客村晋墓发掘报告书》明显受胡肇椿《广州市西郊大刀山晋墓发掘报告》（1932年发表于《考古学杂志》创刊号）影响。 新中国广州市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即取得不俗成绩，令人振奋，广州市文教局于1952年4月26日便向朱光副市长呈交“市文管会委员黄文宽负责河南晋墓发掘工作，对历史遗迹保护得力，请给予书面表扬以资鼓励由”的报告，29日即获市政府同意表彰，可见行政管理部门对这次考古工作和黄文宽的贡献非常肯定。 客村晋墓的发掘和后续研究应曾得到市文管会专家委员的指导，黄文宽在发掘报告中就提到商承祚教授说“四川汉墓砖也发现有坚牢的用语”，档案中有岑仲勉教授关于整理和研究的“工作计划的管见”手札。另有市文教局1952年5月9日陆向仓副局长向各委员发出的“兹定于五月十一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文德路中山图书馆二楼召开第三次委员会议”的通知，商讨“晋塚处理”“修订《晋墓发掘报告书》”“调查市内名胜古迹”三事。 客村晋墓发掘报告最终未能正式发表，原因虽已难确考，或与部分金饰于1952年9月展览期间被盗有关。如今随着档案与文物资料重新整理，拟定明年出版的《广州晋南朝墓（一）》将首次系统公布该墓资料，也将在某种意义上完成黄文宽当年未竟工作。 光华医学院汉墓与西村窑 1952年5月23日，光华医学院发现汉墓。黄文宽接报“当即驰往调查”，会同商承祚、容庚等确认墓葬性质后主持发掘，并于结束后的6天内完成《光华医学院汉墓发掘工作报告》，体例已趋规范。该墓因被盗扰出土遗物少，所以对墓葬的年代和性质没有像客村晋墓那样展开详细的讨论。 1952年12月1日，黄文宽奉中南文化部令，与黄美琛、李敬镒赴长沙参加考古培训。临行前的11月27日，他赴西村皇帝岗自来水厂工地调查宋代窑址；赴湘当天，即呈文请朱光由市政府出面通知自来水厂即刻停止施工。正因文管会及时介入并上报，广州西村窑这一享誉中外的北宋窑址才得以发掘、保护，未湮没于基建施工之中。 石榴岗墓群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郊西村-西场一带是工业建设重点区域。1953年1月15日，西村士敏土厂在石榴岗（旧误作“石头岗”）修宿舍时发现木椁墓一座，已遭施工局部破坏。19日市文管会接报后即组织省、市文管会委员前往察看，认为是汉墓，随即由胡根天主持抢救性发掘，23日结束，出土器物运广州人民博物馆（广州博物馆前身），棺椁木材存六榕寺。据麦英豪回忆，此墓由他与黎金清理，1960年编《广州汉墓》时定名“石头岗1号墓”（M1097）。市文管会办公室据此成立考古组，配合基建开展调查发掘，正式拉开广州田野考古序幕。 黄文宽应于1月24日前返穗，档案显示他24日再赴工地调查，在1号墓北又发现西汉木椁墓一座，当即要求停工保护并呈报朱光，请示中南文化部批准发掘。后因石榴岗陆续发现古墓葬，且悉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派秘书罗哲文和清华大学教授刘致平来穗调查古建，另派秘书王毅和中南文化部科长顾铁符调查文物工作，黄文宽遂于2月9日以文管会电顾铁符“请代电报文化部核准即行清理”。因工期紧，10日市文管会召开第六次委员会议部署，11日正式发掘，当日王毅长途电话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核准。 发掘于4月中旬结束。麦英豪在《得失寸心知——田野考古历程的一些回忆与思考》中称，此次清理发掘秦至明代古墓共47座，这次发掘真正意义上拉开了广州大规模配合基本建设开展考古工作的序幕。黄文宽作为市文管办主事者功不可没，尽心尽责起到指导和引领作用，后续发掘过程中还见他致函粤秀师范学校、西村上村工人宿舍管理委员会、市劳动局工赈科等，就借用物资、拆墓砖、宣传《保护文物须知》等派遣麦英豪、黄美琛、郑广权等接洽的档案。 守望与薪传 档案文献昭示，黄文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苦岁月中尽心尽责，对广州考古与文物保护的起步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档案中还见有他咨询顾铁符后，申请增加一个名额推荐黎金参加全国第二期考古训练班的报告，可见其在人才培养上亦不遗余力，所以说他是新中国广州考古的奠基者之一实不为过。 1958年黄文宽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二十年间事迹鲜见报端，后人追忆多聚焦其篆刻书法。但本文所揭档案表明，即便在沉寂岁月，他对广州考古的关注也未有中断：著名地理学家曾昭璇在《宋代以前广州城历史地理》一文中提及“据黄文宽老先生告知今广东迎宾馆舞池下为西汉早期墓”；“黄文宽先生学术回顾展”亦展出有《南越文帝陵墓的发现和广州历史、地理》手稿，可见先生始终未曾远离广州考古。 不忘来时路，奋进新征程。今天，我们在尘封的档案中还原前辈的足迹，不仅是为了客观铭记先贤在初创时期的历史贡献，更是为了接续这份跨越时代的学术责任。 （作者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