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族抗战史中重新看见华南

　　

　　□ 左双文 梁晓欣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惊涛骇浪中冲锋在前、在万众期待中扛起担当，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既要从全国抗战的大势中把握，也要回到一个个具体战场、具体区域和具体历史过程之中。华南敌后战场，正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关于华南抗战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港九大队等抗日武装的历史也为人们所熟知。但若从“根据地史”的角度看，仍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华南各地的敌后斗争、政权建设、群众动员、统一战线和社会建设等，看到战火硝烟背后一个个根据地如何生成、维系和发展。研究华南抗日根据地史，首先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华南抗日根据地究竟包括哪些区域？根据地与游击区、游击基地、抗战支点之间是什么关系？一部根据地史应当只写军事斗争，还是写出党政军群共同展开的抗战实践？围绕这些问题，南京大学游海华教授的《华南抗日根据地史》（上下册，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作出了系统的回应。下面即从概念界定、历史叙事和史料考辨三个层面，对其书写方法略作梳理。

　　

　　基点：厘清时空范围

　　

　　抗日根据地史研究首先需描述清楚根据地的地理和空间范围，且根据地并非仅仅一个地理概念，而是随着革命斗争开展不断流变的由地理和历史等多因素综合构成的时空区域，这是开展根据地史研究的逻辑起点。就华南抗日根据地而言，必须厘清其时空范围，根据地史才有书写的基点。

　　不过，何为根据地，华南抗日根据地包括哪些区域？以往关于中共华南抗战的研究，尽管有东江抗日根据地、琼崖抗日根据地乃至华南抗日根据地等说法，但相关概念和范围却没有得以界定或厘清。由此形成一个突出问题：即事实上有华南敌后战场、学界也有根据地的说法，但长期以来，既没有东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史的专著，更遑论完整的华南抗日根据地史专著。

　　鉴于学界研究的不足，本书遂从“华南”和“根据地”两个核心概念界定入手，认为华南抗日根据地是对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在华南地区所创建的多块抗日根据地的总称。从历史空间看，包含民国时期广东省、福建省闽西闽南地区、香港地区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从当代行政区划看，以广东省和原属广东的海南省为核心，同时包含福建省闽西闽南地区、香港地区以及今属广西的原广东“钦廉四属”地区。在数量上，明确了华南抗日根据地包括东江抗日根据地、珠江抗日根据地、闽西南潮梅抗日根据地、琼崖抗日根据地、港九抗日根据地、南路抗日根据地、中区抗日根据地、西江抗日根据地和北江抗日根据地等9块；而每一块抗日根据地，又是由若干块根据地或游击区所组成。

　　以往关于根据地的研究，若简单套用某一行政标准，往往难以完全解释复杂的历史实际。如以1979年民政部、财政部为革命老区免税而划定的根据地标准，即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坚持武装斗争一年以上作为划分依据，不仅华南除东江、琼崖以外的其余7块根据地被排除在外，也显然与中共华南抗战史实相背离。针对这一核心问题，有必要回到根据地史研究本身，在充分吸纳20世纪80年代学界认定标准，即要有人民的军队、公开的抗日民主政权、将群众组织起来三要素的基础上，本书划定了华南地区9块抗日根据地，同时界定了游击区、游击基地和抗战支点（基点）等概念，认为“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支点、游击基地、游击区发展壮大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到，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动态演进、阶梯式上升的历史过程，而非一蹴而就的成型形态。概念和范围厘清之后，也就为系统书写华南抗日根据地史奠定了基点。

　　

　　叙事：转向根据地建设

　　

　　或许是由于史料缺乏等缘故，长期以来，抗日根据地史书写极易陷入单纯的军队史、武装斗争史的叙事窠臼。事实上，抗日根据地史的书写核心，应该是根据地的开辟、发展与建设，必须围绕党政军群的发展展开多维考察。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没有伟大的武装与伟大的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显然，军事斗争与根据地建设是密不可分的，把这两者的关系写清楚，才能写好根据地史。

　　在具体书写中，其叙述方法，是“以战争形势为背景、以时间推进为经、以区域根据地为纬、以根据地建设为中心”的叙事方法。全书共5章，第一章“日本对华南的侵略和中共在华南的抗日准备”作为背景；其余4章分时段、分地区梳理华南地区9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历程。这一结构安排，是试图把分散在广东、海南、闽西南、香港以及钦廉地区的多块根据地，放入同一个历史进程中理解。

　　除港九抗日根据地因香港沦陷后的特殊历史环境而单列一章外，其他部分大体按照1938年10月至1940年、1941年至1943年、1944年至1945年9月三个阶段展开。每一阶段之中，再分别考察东江、珠江、琼崖、闽西南潮梅、南路、中区、西江、北江等根据地或游击区的历史变化。这样写，是为了避免把华南抗日根据地处理成若干互不相连的地方叙事，而是呈现其在全民族抗战进程中的生成、巩固和扩展。

　　在每一块根据地内部，叙述也尽量保持相对稳定的结构：首先写武装斗争，因为敌后游击战是根据地开辟的前提；其次写根据地的时空范围及其变化，因为华南根据地往往具有分散性、流动性和不平衡性；最后写根据地建设，包括抗日民主政权、财政经济、民运、党建、军事、统战、交通、情报、宣传、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也就是说，武装斗争是背景和支撑，根据地建设才是根据地史书写的重心。

　　例如，东江抗日根据地史不能只写曾生、王作尧等领导的抗日武装如何作战，还要写大岭山、阳台山、惠宝边等根据地如何形成、发展壮大的，税收、交通、统战和群众工作等如何支撑敌后斗争。琼崖抗日根据地史也不能只写独立总队、琼崖纵队的军事行动，还要写琼文、美合、六连岭、五指山等根据地的开辟和曲折发展，写抗日民主政权、华侨回乡服务团等是如何进行根据地建设的。由此可见，只有把军事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完整地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华南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开辟和建设华南抗日根据地的艰辛历程。

　　路径：深挖多源史料

　　华南抗日根据地地处南方沿海、岛屿、河流地带、丘陵山区和各省边区，受战时交通阻隔、敌伪封锁和斗争环境影响，一些根据地如琼崖、南路、闽西南潮梅等曾一度与上级组织联络不畅；加上战时条件困难、斗争环境恶劣、党政运作高度隐蔽等原因，官方档案留存相对匮乏，地方史料和民间史料又比较零散，要系统全面地呈现华南抗日根据地史，难度很大。

　　面对这一困境，作者在研究中逐渐认识到：新材料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史学创新的唯一路径。许多早已公开的革命历史文献、地方文史资料和亲历者回忆等，只要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重新梳理、相互参照、反复考辨，同样能“淘炼”出极具价值的研究选题，同样能在相当程度上还原历史的本来样貌。所谓“存量史料”，并不等于已穷尽其意义，关键在于能否在既有材料之间建立新的问题关联。

　　《华南抗日根据地史》的撰写，正是在充分利用多源史料的基础上展开的。这些史料包括《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核心档案汇编、国民党和日伪档案资料、东江纵队与琼崖纵队等抗日武装的专题史料、各省市党政军群组织史资料、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以及曾生、王作尧、杨康华、邬强、李征、冯白驹、庄田、罗文洪、李英敏、谢立全、刘向东、刘田夫、刘永生等亲历者的回忆录或日记。

　　不同来源的史料各有立场、层次和局限，只有经过互证、辨析和取舍，才能成为根据地史书写的可靠支撑。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具体史实得以进一步厘清，并产生新知。

　　例如，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香港秘密大营救”，是在香港岛的廖承志派廖安祥联系在九龙的尹林平然后才打通香港沦陷后港九间党的联系的；廖安祥并非仅仅是爱国商人，而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秘密交通员、1937年参加革命的“自己人”；营救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知名文化界人士人数，在200人左右，并非以往研究认为的300多人或800多人，甚至千人以上。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回乡从事抗日救亡的人数为220人左右，并非最初组团时的240人。琼崖独立总队改编为琼崖纵队的时间是1944年9月，改编的依据应该是南方局的相关指示。类似关于时间、地点、人物、数字和事件关系的辨析，虽然看似细微，却直接关系到华南抗日根据地史叙述的准确性。

　　因此，华南抗日根据地史的书写，不只是材料的铺陈，更是一个在纷繁零散的史料中建立问题意识、辨析历史事实、重建历史关联的过程。所谓“看见”，并不是说此前没有研究积累，而是在既有部队史、地方史和专题研究基础上，将分散的地方经验纳入全民族抗战史的整体叙事之中。

　　重新认识华南抗日根据地，是为了更完整地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历史进程。华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发展和建设，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华南军民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抗战、组织群众、建设根据地的历史实践，也为区域抗战史研究和根据地史书写提供了重要启示。把这段历史写清楚，就是把全民族抗战的历史图景写得更加完整。

　　就目前所见，《华南抗日根据地史》也是学界第一次对华南抗日根据地历史作系统叙述的尝试，填补了该区域根据地专题研究的空白，为中共华南抗战研究领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参考。

　　（作者左双文系广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梁晓欣系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