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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执行主编 前几天，读到一篇论述日译本《繁花》的论文，想起当年金宇澄创作《繁花》的时候，对进入文本的上海话、苏白、苏北话等写法是做了改良的，叙事带有说书人特质，上海人用上海话读，不懂上海话的用普通话阅读，可以达到一种“双语状态”，这为文学注入了新的语言经验。 日本翻译家浦元里花也采用“双重翻译”的方式去翻译《繁花》，用译者的母语关西方言对译上海话，浦元里花说：“关西话本身比标准日语更加富有起伏，有点像歌曲的旋律，听起来也更让人觉得亲切有趣。”——使其在异域土壤中“再地方化”，焕发新生。 这让我想起2001年，作家杨争光原刊《收获》的中篇《老旦是一棵树》，被翻译成塞尔维亚语后，又被塞尔维亚导演改编为电影《哈里如何变成一棵树》（四国合拍，曾获金狮奖提名）。结尾主角枯立在仇家门前，像一棵树一样站在粪堆里，这种标志性意象被原样保留…… 类似的情形很多，也许可以说明的不同地域的文学中，对复杂人性的思考与呈现，其实有共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