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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陵（左）和他的父亲 |
□刘海陵 1976年底，我们20名来自广东肇庆、15岁多一点的青年应征入伍，穿上新军装，背上背包，从肇庆码头乘着西江上的江轮。经过一个夜晚的航行，天还未亮船到达广州大沙头码头。在带兵领导的带领下，20名新兵在晨曦中列队步行到广州天河火车站（兵站），上了一列专门运兵的火车，直奔目的地——上海。这批新兵中，包括我在内,有四人是子承父业的“军二代”。 从广州开往上海的这趟运兵专列，既不是如今的高速动车，也不是绿皮车，而是用来拉货的货运车辆，俗称“闷罐车”。新兵及两名带兵领导，一起用稻草铺在车厢的地板上，再把个人的被垫铺在稻草上面，人挨着人睡。为了防止沿途吃不上饭，领导还给每人发了六张大饼。 第二天，“闷罐车”进入江西省，清晨从车厢透气小窗飘进了雪花，突然有人喊道：下雪了！车门马上被拉开，车外遍野白雪茫茫，一下子，我们这帮广东兵立刻兴奋起来，沉闷的车厢充满了欢声笑语。沿途停靠的多是安排了接兵的站点，当地武装部为运兵车安排了基本的饭菜，车上人员利用停车的个把小时，抓紧时间吃喝、上厕所。记得在火车行车途中，不知道哪位新兵提出要蹲“大号”，研究了半天，最后由两人站两边，各拉着这位兄弟的一只手，把大大的车门拉开一条缝，当事人冒着车门外呼呼的冷风，屁股朝外才解决了问题。一路上走走停停，足足咣当了三天三夜才到达上海。 “人民军队是一座大熔炉，每一名战士都要在这里百炼成钢！”当兵第一天，老连长把全体新战士集中训话，这是一句开场白。当过兵的人都会对新兵连留下深深的印记，或许这些印记还会影响一生。 新兵连生活历时一个月。半夜，紧急集合的哨音响起，我们摸黑打背包，慢跑5公里，最后在连部门前集合清点。一位广东兵背包散了，枕头和鞋子跑丢了，只好夹着松散的被子上气不接下气猛跑，最后受到连长的严厉批评。最难忘的是，那一年是上海少有的冷冻和大雪天气，积雪有30公分厚。我们每天都在冰天雪地里训练，每个广东兵手上都长了冻疮。 新兵连训练结束后，我们来到南京通讯营进行为期八个月的报务培训，培训之余还参加了惊心动魄的长江抗洪。那年长江发大水，南京八卦洲江心岛眼看就要被淹了，长江的大水已经高出该洲平面二三米，全靠江堤阻挡，孤岛危在旦夕。我们这批新兵奉命赶到八卦洲抗洪，一天晚上，响起了紧急的敲锣声，按约定，锣声响起就是决堤的险情来了，我们光着脚丫与死神赛跑，从所居住的民居往大堤上冲，肩扛手拉硬把一段冒水濒临决堤的险情排除了。前些年我利用开会的机会，再次踏上八卦洲，那里早已是堤坝高筑、绿草如茵，成为了年轻人的旅游打卡地。 南京培训结束后，20名广东兵被分配到不同的岗位，四个“军二代”被分配到通讯营无线连当报务员。到了连队之后，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位是肇庆军分区的“军二代”，他是 1971年的老兵，先在连队提干，后任军司令部参谋长助理，他当然成为我们这批广东兵的“头”了。 紧张、规律、充满挑战而又有点刻板的军队生涯开始了，抄报、发报是无线连战士的看家本领。也不知道敲打了多少下发报的电键、抄写了多少回无线电码。直到今天依然记得我们练习发报那段痛苦的经历，手指被磨破了，甚至都露出骨头，大家咬着牙坚持训练，直到后来磨出老茧。 日月轮回、披星戴月，刘振荣、张宝胜两位的发报技术成为了连队的尖子，石庆辉因为表现优秀，被选调到机要处当译电员，我留在无线连气象台值班，我们在艰苦的训练中练就了一身的过硬本领：24小时随时可译密码电文；参加军区“干扰电报”抄报大比武；小平同志出访日本飞经上海，执行空中专机通讯保障任务并圆满完成任务；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挥泪写下坚决要求上前线请战书；地下指挥所里，长年累月头戴耳机、心记密码，随时搜寻空中那稍纵即逝的微弱信号…… 经过军队的历练，这20位广东籍战士都闯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石庆辉从部队转业到深圳保密局，他利用改革开放大潮形成的政策优势，创办了国家保密局系统的公司，业务蒸蒸日上，成为系统里的“龙头老大”；刘振荣从空军通信学院毕业，分配到南空教导大队任中队长，后调到广空司令部政治处任干事，1994年转业到建行广州市分行任部门办公室主任；张宝胜复员回到肇庆市规划局工作；我在军队服役近五年后回到广州 ，通过高考进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1986年毕业后来到《羊城晚报》当记者，一直做到了总编辑、社长。 军旅生涯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是：为人正直忠厚、谦虚谨慎；做事认真负责，遵守纪律；工作吃苦耐劳，脚踏实地；同事间讲求相互协作，团队精神。那是一个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网络的单纯时代，社会在进步，但有些东西还是需要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