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吃不过饺子

　　□黄新聪

　　北方流传一句民谚：“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我如今年逾九旬，今年头伏，有幸再吃上一顿应节的头伏饺子。一口热食落肚，往事纷至沓来。

　　我人生第一次吃饺子，是1951年元旦，参军刚满一周。彼时我驻在衡阳空军第五预科总队五大队十三中队。当天清晨不用出操，各班统一到伙房领取备好的面团与饺子馅料。我们班里恰好有两位北方战友，都是包饺子的好手。全班十二人齐心协力，不到两小时，人人都捧着一碗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饺子。吃完饭后，大家兴高采烈，结伴进城自由活动。

　　那天各班状况各不相同，称得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班组忙活至上午十点还没能吃上饺子；有的班火候把控不当，饺子煮烂了，成了一锅面片汤；还有些学员耐不住饥饿，索性直接进城吃早饭。

　　1951年秋天，我调往牡丹江老航校学生大队工作，才算吃到正宗的东北饺子。当年部队伙食标准分明，连级以下干部、战士执行十一号大灶伙食标准：每月配给四十五斤粮食，其中粗粮占八成、细粮二成，另有一斤豆油；每日菜金仅一角七分。平日里三餐多是高粱米、大小碴子、窝窝头和小米，唯有周日改善伙食，才能吃上肉包、饺子或是家常油饼。

　　早年在印尼，华人把肉包称作 “梭罗包”，侨居地坤甸的小吃店随处可见，母亲时常做给我们吃，因此我对肉包并无多少兴致。唯独油饼外皮酥松、内里软嫩，层次分明，还有饺子咬开油香四溢、滋味浓郁，最合我的心意。

　　1958年夏天，我转业至《牡丹江日报》工作，得以常吃民间地道东北饺子。东北人素来热情好客，彼时我单身独居，每逢周末、节假日，总有同事、战友邀我上门吃饺子。

　　1960年末，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最艰难的阶段，大家忍饥挨饿坚持工作。当年除夕，报社总编辑周祥库体恤夜班职工辛苦，特地向地委财贸部申请特批物资，给当晚值守的编辑、印刷工人每人配发半斤猪肉、半斤精面粉，让在岗的大伙能吃上一顿除夕饺子。

　　1964年，老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牡丹江工作。她心灵手巧，学包饺子一点就通：左手托皮、放馅，双手一合轻轻一捏，一只饺子便成型。我擀皮的速度，常常赶不上她包制的节奏。平日里家中包饺子，我专职擀皮，老伴负责包馅，一家几口人的饺子，不到一个钟头便能全部完工。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调回广东工作，每逢节假日，家中依旧保留包饺子的习惯，亲友登门做客，我也总会包饺子款待。八十年代，定居印尼的亲戚回国探亲，每次到访，我都以饺子待客，一来二去，我家手工饺子的名声，也传到了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