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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边能臣张荫棠:

倡言改革孤勇治藏 名传雪域花菊留芳

来源:羊城晚报     2026年09月30日        版次:A08    作者:黄宙辉;谢婉莹;李军;张炳辉

      史料留存的张荫棠照片 受访者提供

      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剧照,前左立者为文汝清饰演的张荫棠 广东粤剧院供图

      新会张荫棠故居 受访者供图

      豪山张氏族谱记载张荫棠中举

  受访者供图

      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展出图片,前左为张荫棠

  受访者供图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谢婉莹 通讯员 李军 张炳辉

  

  今年以来,一部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先后在拉萨、广州上演,引人瞩目。该剧由西藏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携手打造,生动再现了清末广东新会籍官员张荫棠只身入藏、经略边疆的治边故事。

  几千里山海相隔,120年过去了,这位岭南先贤串联起的藏粤因缘早已鲜为人知。在广东省政协文化文史委指导下,经过连日采访,羊城晚报记者终于通过西藏史学研究者、张荫棠的后人与乡亲、剧目主创团队等多方人士,回溯、解锁了一段粤藏因缘——

  1906年至1907年,张荫棠奉清廷之命进入西藏查办藏事。他勇毅担当,在整顿吏治、肃清腐败的基础上,大刀阔斧推进藏事改革,对近代西藏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高原草木有灵,当年由张荫棠带入藏地的一种波斯菊,如今遍开雪域,当地人亲切地将其称为“张大人花”,代代铭记这位岭南先贤的赤诚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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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举为官 涉足外交

  

  距西藏拉萨2500多公里,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的豪山村,村里有一间仍存有精美木质雕花构件的青砖大屋,正门边挂着“张荫棠故居”牌匾。张荫棠就出生于此。

  张荫棠(1860-1935),字朝弼,号憩伯。他的父亲张蓉光,早年随兄长张其光到浙江投军,官至清代浙江水师副将。“张荫棠是土生土长的新会豪山人,豪山张氏族谱清晰记载,他在乡试中考取第24名举人(注:荫棠应考的榜名为“灼文”)。”双水镇豪山乡亲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张卫民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张荫棠在豪山的故居曾悬挂“文魁”匾额,彰显家族文脉。1930年,张荫棠还曾携妻子回乡探亲,慷慨出资修缮张氏宗祠、张将军家庙,反哺桑梓,令乡人感念。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忠文的研究,张荫棠出身官宦之家,其叔父张其光更是官至浙江提督。张荫棠1882年考中举人后,捐得官职“内阁中书”;后来,他又被调派到海军衙门,担任负责船舶政务部门的办事官员。这些境遇与张其光的人脉有关。甲午战争后,张荫棠与广东同乡官员陈昭常、何藻翔及浙江人张元济等成立“健社”,探讨实学。1896年,曾出使美国、秘鲁等国家的清廷粤籍外交官伍廷芳举荐他一同出洋,张荫棠开始涉足外交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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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英谈判 坚守主权

  

  1904年9月,清政府外交部奏准,唐绍仪为议约全权大臣,取海道前往印度,与英国展开西藏交涉,张荫棠以参赞身份随行。自此,他的仕途开始与藏事交集。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陈鹏辉教授在《清末张荫棠藏事改革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中提到,由于英方蓄意刁难,以撤走全权代表向中方施压,清廷调回唐绍仪,派张荫棠接议。张荫棠在印度与英国进行谈判交涉的过程中,成功为国家挽回了不少权益。最终,中英双方于1906年4月27日在北京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其中规定:“英国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的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条约表明了中国对西藏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

  但英国的侵略野心并未泯灭,《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订立后,英国等列强仍加紧拉拢西藏上层一部分人,这种新的侵略手段使西藏地方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在此关头,张荫棠先后上奏《请速整顿藏政收回政权》《致外部丞参函详陈英谋藏阴谋及治藏政策》两折,初步提出了旨在巩固中央在藏主权的改革藏事见解,受到清廷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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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危受命 孤勇赴藏

  

  此次与英国谈判后,张荫棠一直坚守在印度加尔各答,等待朝廷旨意。1906年,清政府连下三道谕旨特派张荫棠前往西藏,查办藏事。

  史诗剧《驻藏・张大人》讲述的张荫棠驻藏治边故事便是由此铺开。“泱泱华夏,一撇一捺是脊梁;悠悠汉藏,同宗同源皆兄弟;眈眈列强,如狼如虎并环伺;岌岌困境,同心齐力破重围……”当这段铿锵有力、藏(戏)粤(剧)合璧的唱段响起时,观众仿佛被带回汉藏官民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历史现场。

  “在晚清风雨飘摇、外敌入侵这样的危局当中,广东籍外交官张荫棠远赴西藏,整吏治、兴文教、安民生。他是一位被历史轻写、却功绩厚重的岭南先贤,在他身上藏着最动人的家国孤勇与苍生温情。”该剧的编剧、导演莫非正是被张荫棠这段历史所深深触动。此前,莫非已创作了粤剧《白蛇传·情》《红头巾》等名剧。从2024年10月起,莫非细读大量史料,甚至独自重走张荫棠由印度入藏的古道、踏行帕里高原,继而历时七百天精雕打磨剧本,最终巧妙地运用了“石狮”“陈皮”“张大人花”三个意象来串联起整个故事,既巧妙融入岭南元素,又完整托举起张荫棠做事有担当、尽责有风骨、尽心有赤诚的一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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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饬吏治 公心树威

  

  120年前,张荫棠在印度受命后,于1906年7月23日启程,由大吉岭入藏,经亚东、江孜等地,最后到达拉萨。进藏途中,张荫棠坚决抵御侵略,维护中国在藏主权,同时向藏族僧俗百姓公平购粮草,也按市价支给所雇差役费,这些体恤藏民的亲民举措,得到了西藏地方僧俗百姓的信任与拥护。到达拉萨后,这位来自数千里之外的广东籍外交官马上面临更大的挑战——驻藏系统官员及西藏地方吏治腐败由来已久,后果十分严重。张荫棠认为“维系边圉人心,首在澄肃吏治”,所以他一到西藏就着手整饬,对包括清廷驻藏大臣有泰在内的汉、藏贪腐官吏一一追责,此外,还对西藏地方的腐败官员及亲英分子进行严查。史诗剧《驻藏・张大人》也艺术地再现了这一幕。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二十日,清廷下旨正式任命他为“驻藏帮办大臣”。然而张荫棠从整顿藏事大局出发,认为“奉特旨查办藏事人员”这个身份更有利于他“宣扬朝廷威德”、惩治腐败,所以未接受此次任命。鉴于其查办藏事、推行改革等实际功绩,不少学者仍倾向于将他视为驻藏大臣。著名藏族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就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中提到:“……人们称赞张荫棠为历任驻藏大臣中最具秉公之心的官员。”

  在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康欣平看来,“驻藏期间,张荫棠最重要的功绩有两件”,其一是“破”,即他参劾前驻藏大臣有泰为首的一批颟顸贪腐官员,重新树立起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威信;其二是“立”,他倡导和推进藏事改革(即西藏新政),提出了一个涉及西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军事等全方位的新治藏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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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倡言革新 创设九局

  

  在整饬吏治的同时,张荫棠开始倡言革新,积极推行新政。为了广开言路、充分听取西藏僧俗百姓的意见,张荫棠甚至还专门设置了意见箱。英国一份官方文件记载:“张先生(指张荫棠)在拉萨市场里设置了一个箱子(意见箱), 任何人可以向箱子投进公禀。”(《印度事务部致外交部》,1907年3月20日。见《英国外交部档案》)

  经过听取西藏各方面的意见及与西藏上层的反复磋商,到次年(1907年)正月十一日,张荫棠最终形成“善后问题二十四条”。而后,他又及时拟定了“治藏刍议十九条”上奏外务部。面对“西藏地方百废待举”的现状,张荫棠提议“设立交涉、督练、盐茶、财政、工商、路矿、学务、农务、巡警九局,附设植物园一区”,通过创设“九局”来推行改革。为推动“九局”尽快正式启动,1907年4月24日,张荫棠会同继任驻藏大臣联豫颁发了“九局”掌管的“委任令”。这份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委任令”,原件仍珍藏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

  “张荫棠提出新政方案并积极推行,虽然受历史环境掣肘效果不佳,但揭开了藏地的近代转型序幕,意义重大。”康欣平认为,张荫棠的西藏新政方案,其中不少内容,以今天的视角审视,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例如,张荫棠是近代第一位明确提出在西藏推行汉语言文字教育的驻藏大员。他在《致外部电陈治藏刍议》提出“广设汉文学堂,使藏通祖国语言文字”;在九局方案之学务局中提出“西藏每寺应设学堂一间……(学生)前三年专学习汉文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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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主心骨 壮志未竟

  

  壮志未竟,张荫棠又奔向了下一程。1907年8月,正值藏事改革关键时刻,张荫棠奉旨赴印度西姆拉与英国谈判《中英藏印通商章程》,由此转入了维护中央政府在西藏主权的外交斗争之中,这也使刚刚推进的藏事改革失去了主心骨。在此情势下,张荫棠还再三谕令西藏地方各方切实抓紧,并向驻藏大臣联豫交接了自己所开启的改革事宜。

  康欣平指出,张荫棠推行的“藏事改革”,是清末边疆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背景为清末新政。张荫棠通过此方案,意在重构中央—地方(西藏)治理关系,希望促进西藏与内地治理的一体化。但由于西藏地方有强大政教合一的传统,这种系统性重构所遭遇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加上经费紧张等因素,他“藏事改革”失败的结局不可避免。但是,张荫棠的努力可被视作开启边疆治理近代转型的一次重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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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种撒播 后世铭记

  

  恰白·次旦平措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还记载,张荫棠离开西藏后,当地的僧俗百姓大为惋惜,他们把张荫棠带进西藏种植的波斯菊称为“张大人花”。这一意象也被纳入史诗剧《驻藏・张大人》里。

  据当地媒体报道,2020年,西藏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总工程师边巴多吉曾对这种花做过详细介绍:“张大人花”的学名是波斯菊,原产于墨西哥及南美高原地区,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进行人工栽培。1906年,张荫棠从印度带波斯菊入藏。后来当地人便将波斯菊亲切地称为“张大人花”,一直延续至今。

  “‘张大人花’的传说,是一个具象化、符号化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例子。”康欣平感慨,“一个广东官员能让雪域百姓记一百多年,靠的是他真正为西藏百姓着想和做事。”

  今年已80岁的张正平是张荫棠的孙女,她家中还保留着一块祖传的板牌,上面记载着祖父张荫棠的生卒时间,以利后辈慎终追远。张正平尽管是在祖父去世11年后才出生,但她小时候常听祖母和父亲讲起祖父治藏的往事,心中也充满了敬佩。

  2023年12月,张正平第一次回到新会豪山村的祖父故居。“我们长期在北京生活,但从小就听祖母无数次说过‘广东新会豪山村’,都知道自己是广东人。家里还保留着广东的生活习惯。祖母经常做广东菜,比如白切鸡。”

  艺术化的讲述可以把张荫棠的历史传得更远。今年4月2日晚,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在西藏自治区藏剧团藏戏艺术中心首演。当晚的舞台上,藏粤演员携手共唱“今日之中国,海晏河清;今日之西藏,日新月异”,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团结共生的深厚内涵。从7月到9月,该剧又分别在拉萨、广州、北京、咸阳等地巡演,让更多观众了解到这位岭南先贤在100多年前“孤勇”驻藏治边的故事。

  百年之前,张荫棠便大力宣讲汉藏同源、家国一体,消解民族隔阂、凝聚边疆民心。他的故事史诗剧,也生动印证了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新时代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优质本土素材。

  

  访谈

  

  近代岭南文化

  孕育张荫棠先进理念

  

  ●康欣平(历史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羊城晚报:大众迄今对张荫棠这个历史人物的了解还十分有限。您认为这个人物有何研究价值?

  康欣平:张荫棠藏事改革在西藏近代史上举足轻重,他的主张和实践值得深入分析和研究。张荫棠突出的特点是勇于任事、敢想敢做,这也是他虽然驻藏仅有一年,留下的政声和实实在在的功绩,甚至可以说远超其他任期比他长的许多清代驻藏大臣。张荫棠的研究价值在于,他是理解西藏近现代史演变脉络的关键人物,许多事情都绕不开他。

  张荫棠是第一个系统性提出西藏如何发展现代化的历史人物。他的系统性主张集中体现在《致外部电陈治藏刍议》《传谕藏众善后问题二十四条》《藏俗改良》《议设九局办事草章》等文献中。例如,他提出西藏应实施政教分离和官制改革;西藏应发展工商经济、收回铸币权并设立银行等,这也就是他倡导藏事改革的内容。

  由于近代西藏社会形态属于封建农奴制,张荫棠藏事改革难度可想而知。他也做了某种变通,最后提出的“九局”方案是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对西藏社会产生较大影响。

  羊城晚报:张荫棠的岭南成长与外交经历,对他治藏的思路有什么影响?

  康欣平:影响很大。第一,得风气之先的近代岭南文化呈现出的进取、开放、重商、务实等趋向,在张荫棠治藏中均有呈现。例如,张荫棠不计毁誉参劾贪腐官员,满腔热情推进藏事改革,这是他进取之处;初到拉萨时,张荫棠和随员广东人何藻翔等“骑洋马用洋鞍辔”,旁人视为“甚怪”,但这恰是他开放的地方;藏事改革方案中有大量涉及工商业的内容,这是他重商之处;他提出更具操作性的九局方案,这是他务实的地方。

  第二,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使张荫棠视野开阔、知识面宽,对其治藏的思路和风格有很大影响,这体现在他提出的一系列治藏方案之中。

  羊城晚报:今天重新讲述这位岭南先贤故事有什么价值?

  康欣平:现代读者了解张荫棠的故事,意义非凡。

  作为具有世界眼光的外交人才,张荫棠坚决维护中国在藏主权,这种捍卫国家主权的使命担当,值得今人学习和效仿。

  张荫棠在西藏不计个人毁誉,参劾贪官,澄清吏治,倡导造福西藏人民的藏事改革,其目的就是让西藏发展起来,最终造福民众。这种精神也值得后人铭记。

  促进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张荫棠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大人花”就是生动证明。

  

  延伸

  

  叔父张其光:

  “振勇巴图鲁”战功赫赫

  

  张将军家庙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豪山村,落成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当时,光绪皇帝为表彰时任温州镇总兵官的张其光立下显赫战功,奖赏官银,兴建家庙。张其光正是张荫棠的叔父。

  新会流传着一句以乡贤为荣的话:“文有梁启超,武有张其光。”张其光生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少有大志,尤爱兵法剑击。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之际,他招募乡勇200余人,率众北上投效浙江军营。自此,在1858年至1895年30余年里,张其光南征北战,屡立显赫战功,多次受嘉奖,被封“振勇巴图鲁”称号(巴图鲁,即勇士)。

  因治军有方,张其光被民众尊称为张将军。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张其光至宝山阅兵,因劳累过度,感寒成疾,牵动旧伤,同年11月19日于海防任上病逝,时年66岁。

  张将军家庙是清代南方建筑的代表之作,施工历时三年,占地约2800平方米,建筑规模庞大,工艺精美。庙门上镌刻着“张将军家庙”五个朱红色大字,每个字高近1米,书法刚劲有力,引人注目。其落款乃清光绪钦差、翰林院编修钟德祥之手笔。该建筑于2002年被列入广东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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