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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范用的书房：爱书人的故事”特展9月30日在上海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开幕，我观展后，不禁想起了当年向范用先生请教的一些往事。 1985年秋，浙江富阳召开纪念郁达夫遇害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首次见到范用先生。大概他已知道我与王自立先生合编了广州花城和香港三联合作出版的《郁达夫文集》，就向我们约一部关于郁达夫读书的书稿。我当时初出茅庐，自然受宠若惊。这就是后来北京三联出版的《卖文买书：郁达夫与书》一书的由来。 有了这样的因缘，我以后到京，只要时间许可，都会去拜访范用先生。与他老人家谈书谈文坛掌故，无疑是一种享受。然而，他是有军人作风的。有次我刚到他办公室坐下，进来一位年轻编辑，交给他一份文件，他展读数页，想必很不满意，就开始训斥这位年轻人，弄得我在旁也很尴尬。年轻人诺诺而退后，他才与我谈笑风生。 还有一次，我拜访他时抱怨收不到一些港台学者写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作。他马上表示：你让港台朋友寄到我邮箱，我可及时转给你。我再次受宠若惊。后来想到这会给他老人家增添许多负担，就没这样做。 范用先生荣休后，我曾多次与台湾吴兴文兄到他新居拜访，参观他的丰富多彩的藏书，大开了眼界。他应该是当今出版界人士中自己制作藏书票第一人。观展结束回家，检出他送我的“鹤镛自制”（鹤镛是他的原名）藏书票，看票上印了一句有趣的话：“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端详这枚可爱的书票，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又浮现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