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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6月建成的贮粮立筒库也是东郊场粮仓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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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旭(左一)与普查队员一同进行实地调查 |
文/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图/受访者提供 在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的闹市之中,东郊场粮仓显得分外瞩目:冷褐色调的外墙写满岁月斑驳的痕迹,极具工业美学的建筑结构与周边城市建筑形成鲜明对比,充满视觉震撼。它始建于1950年,诉说着始兴半个多世纪的粮食存储历史。 2023年11月,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下称“四普”)工作启动,历经两年九个月攻坚奋战,目前广东已圆满完成“四普”各项目标任务。韶关始兴是此次普查的试点县,东郊场粮仓成为此次普查发现的重要新增文物线索。 始兴县博物馆馆长钟旭,也是始兴县本次文物普查队的队长,站在粮仓前,他回忆起自己儿时跟随父母插秧割稻、运送公粮的场景。他说:“东郊场粮仓是一座曾真实参与过几代人生活的‘活态历史容器’,它曾经存放粮食,如今存放的是始兴人民的集体记忆。这一重要新发现,是普查队员们深入田间地头,深度探寻历史、触摸往昔岁月的有力见证。” 1971年出生的钟旭已经走过20年文保征程。这位从美术专业跨界而来的“文保人”全程参与了两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历史记忆与当代价值的对话里,他正以坚实的脚步,认真跑好这场文化传承接力赛。 从粮仓到“活态历史容器” “走进粮仓,我就看到木栈板上还留着当年码放稻谷时的压痕,墙角的老式磅秤锈迹斑斑,却依然能看出清晰的刻度,甚至连通风口的竹编滤网都保持着原样……” 对钟旭而言,走进粮仓看到的这些细节并不是“遗迹”,而是一段被“冻结”的日常生活。 民以食为天。传统中国是崇尚农业、以粮为本的国家,古人用“稷”代指谷神,与代指土地神的“社”合称为社稷,代指国家,并把社稷作为国家安定的根本。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始兴县拥有30多万亩肥沃良田,因而享有“粤北粮仓”的美誉。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东郊场粮仓见证了始兴半个多世纪以来粮食生产、储存的发展历程,承载着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粮食安全的不懈追求与坚守。 1949年后,始兴积极响应国家储粮需求,在东郊场建成圆筒仓,单个就能存放500吨粮,大大提升粮食储备能力。据记载,那时每年至少有10万斤粮食从始兴输送到外地。1986年6月,高21.5米的贮粮立筒库拔地而起,每库可堆粮17米高,贮粮225吨。1989年4月,专家、学者鉴定其贮粮通风降温水平处于全国前列。这不仅是始兴粮食储备技术的飞跃,更是那个时代农业科技进步的缩影。 “我父辈那一代人,对粮食格外敬重,对国家也抱着‘同舟共济’的赤诚之心,甘愿奉献。这已成为我们两代人共同的精神印记。”钟旭表示,东郊场粮仓作为近现代文物,其独特价值恰恰源于它与“当下”的紧密联结。它精准锚定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见证了中国从吃不饱到吃得饱的转折历史。它犹如一部立体史书,清晰地展现始兴县在不同阶段的粮食生产、储备情况,以及农业技术发展的脉络。 “一度成为历史回忆的粮仓,近年来摇身成为了文旅地标。”钟旭告诉记者,始兴县目前已将东郊场粮仓改造项目列为民生实事项目之一。未来,这里将被改造成市民休闲广场,既保留历史风貌,又融入现代生活,成为人们了解历史、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继续讲述始兴故事。 文物保护最受重视的时代 钟旭并不是文博专业科班出身。1994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版画系的他,起初在始兴县文化馆工作。2005年调到始兴县博物馆,次年开始担任馆长,2007年便以始兴县文物普查队队长的身份参与“三普”。 两次文物普查历程都让他深切感受到历史脉搏的强劲跳动,而两次普查的不同体验,也让他体会到文物保护事业的时代变化。 始兴县在“三普”时期就是试点,普查队并没有太多可参考的经验,当时的钟旭只是一名文保“新兵”,虽然经验不足,但他凭借对文物的新鲜感、好奇心与敏锐度,一边实践一边学习。 从2007年到2024年,17年时光,普查的方式和手段有了大变化。“‘三普’时期,我们的‘装备’只有纸质地图、卷尺和老式数码相机。那时的普查全靠‘铁脚板’和‘硬功夫’,用最原始的方式丈量每一寸土地,记录每一处遗迹。”钟旭介绍,到了“四普”时,测距仪、北斗定位仪智能采集终端、“文保Ⅱ号”等高科技设备的加入,让普查效率和精准度大幅提升。 “在过去可能需要人工测量两三天的一片大型古建筑群,无人机十几分钟就能完成全景测绘。”他感慨道。 发展与进步的不只是技术,社会整体的文物保护意识也在显著提升,越来越多人加入到文保队伍中来。“当下这个时代是文物保护最受重视的时代。” 说到这里,钟旭回忆起一件让他备感惋惜的事。“‘三普’时由于人力物力都有限,许多重要的文物未能登记在册。记得当时有座泥砖围楼是下窄上宽的独特构造,特别漂亮,有点类似比萨斜塔。它的建筑难度极高,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可惜当时我们没有充足的资金去保护它。‘四普’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已经塌了。”正因如此,在后来的“四普”中,他愈发珍视每一处文物线索,始终贯彻“应保尽保”的观念。 在田野调查中,钟旭还看到了一些因城市建设而面临消失风险的传统村落。他领悟到,文物保护不仅是保护建筑实体,更是在抢救不可再生的历史信息。每一处文物都是时间的切片,记录着技术演进、社会变迁与人文精神,一旦消逝,后人将永远失去解读特定历史密码的钥匙。 跑好文化传承的接力赛 “文物是时间的‘幸存者’,我们不过是文明长河中的一瞬,却有幸成为某些‘永恒’的见证者与守护者。”钟旭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黝黑的皮肤、受损的膝盖,都是普查工作在钟旭身上留下的“印记”,但他无怨无悔,坚持深入田野,希望把这份责任和担当传递给年轻的文保工作者。 2024年8月30日,始兴县在广东全省率先完成四普的实地调查工作。这支普查队伍由县、镇、村各级共32名工作人员组成,年龄跨度为“70后”到“00后”,包括文博单位、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工作人员、基层文保员以及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人员等,还发动了广东工业大学设计学院专家教师及大学生志愿者。他们怀揣着对历史的敬畏之心,不放过任何可能隐藏历史记忆的细微线索,翻山越岭,不惧烈日,不畏蛇与昆虫等野外生物威胁,在4个月内,共完成了459处普查。 “这次普查实行以老带新机制,也是在为后续普查工作奠定人才基础。”钟旭说,“文物保护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无声战役。文化遗产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宝贵财富,也属于子孙后代。我过几年就退休了,现在就是要跑好接力赛,才能把珍贵的遗产完整地交给下一代人。” 对钟旭来说,20年文保工作是一次认知重构与精神滋养的双重体验。这种对文物的敬畏心、守护之志,让他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愈发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