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罗罗阳遗址发掘区正射影像图 受访者供图

　　JZ1垫土中大型板瓦与筒瓦 受访者供图

　　罗阳遗址出土的原始瓷碗 受访者供图

　　罗阳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像 受访者供图

　　横岭山墓群出土的青铜鼎 图源《博罗横岭山》

　　罗阳遗址出土的陶马 受访者供图

　　罗阳遗址出土的狩猎图陶盆 受访者供图

　　银岗窑址出土了大量的制陶生活器皿，证实了春秋战国时期缚娄古国的制陶业已经很发达　　王小虎 摄

　　

　　【编者按】

　　

　　近日，东江流域博罗地区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最新成果公布。此次博罗罗阳遗址的发掘工作，为深入研究岭南地区“中国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材料，这是考古人员首次在岭南地区冲积平原发现深埋地下2米的战国时期文化层，是岭南田野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

　　作为千年古城，惠州地区在四五千年前已有人类活动。对于惠州，尤其是博罗人而言，发现古遗址已经司空见惯。近几十年来，博罗先后多次发现横岭山、梅花墩以及银岗等大量古遗址与墓葬群。专家指出，这为先秦时期岭南文化不逊色于中原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李海婵）　　

　　

　　□李博 许玉崇 欧清威

　　

　　为推动岭南早期文明的研究并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格局，2024年以来，广东省惠州市和博罗县两级政府将“东江流域博罗地区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工作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博罗县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全面推动相关工作。2025年3月，在考古调查过程中，惠州市博罗县龙溪街道银岗村罗阳小组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先秦遗址有遭到破坏的严重风险，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立即组织实施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计500平方米。

　　

　　分布面积约2.5万平方米

　　多方协同推进遗址抢救性考古

　　

　　博罗县罗阳遗址位于惠州市博罗县龙溪街道银岗村罗阳小组，地处罗浮山南麓、东江北岸的沙河南岸，处于沙河与东江之间的冲积平原地带。

　　根据《博罗县志》记载，此处曾为博罗县南朝时旧治，唐贞观元年废，因而如今博罗县城与此处同称罗阳。该遗址的西侧为银河，连接沙河与东江，古称“罗阳沥”或“马嘶河”。东南约1公里处分布有战国时期的银岗窑址群，西侧4公里处则为春秋时期的梅花墩窑址。

　　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罗阳遗址石龙头地点的年代与银岗窑址群一致，共同构成春秋战国时期的手工业与聚落复合体。

　　已探明罗阳遗址的核心区域文化层分布面积约2.5万平方米。选取破坏风险最大、文化堆积最为丰富的石龙头地点作为重点发掘区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联合博罗县博物馆及相关科研机构共同组成考古工作队。面对台风频发、地下水位高、地层深埋等挑战，考古队创新采用了电动防护大棚，可电动开关顶棚，并设置了完善的排水体系以保障发掘顺利进行。通过优化发掘方案并采用低成本且科学的排水与防护措施，使位于临河冲积平原、深达约2.5米的探方在连续台风及特大暴雨期间仍保持干燥无积水，确保了发掘作业的连续性与安全性，也为岭南地区深埋文化层的田野发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发掘出土文物标本850余件

　　刻画图像描绘岭南先民狩猎生活

　　

　　此次发掘的地层堆积序列清晰，文化层分布明确，自下而上可分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时期、宋代及明清现代四个时期，其中战国时期遗存最为丰富，与银岗窑址群分期基本对应。

　　遗址发掘出土文物标本850余件，陶片400余箱，种类繁多，主要包括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铁器、石器、陶塑人像等，其中陶器最为丰富，包括罐、瓮、豆、釜、鼎、杯、钵、埙等遗物，纹饰以米字纹、方格纹为主，早期地层还发现了夔纹、蝉翼纹、云雷纹及勾连云雷纹等纹饰。发掘遗迹194处，其中柱洞（坑）125处，墓葬2处、堆积4处，沟10条，灰坑25个，井1座，建筑基址1座，灶1处等。

　　在发掘深度约2.15米的层位下，考古队揭露出一处平面略呈“凹”字形的大型台基式建筑基址JZ1。JZ1仅存垫土台基，台基上建筑已被破坏，对其形制结构判断主要依据膏泥和灰砂的分布范围。基址大致呈东北—西南向，凹口朝向为东北方，方向为52°。平面上发现有40个尺寸、形状各异的柱洞，8个柱坑，其中7个呈圆角方形或圆角长方形，还有一个为不规则形，排列组合规律均待研究；JZ1有两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沙沟槽，主体部分还有三条西北—东南走向的沟槽，基本平行，长短不一，可能为地梁；在JZ1的西部有一处灶；中部有一面积较大的灰坑，意义不明。

　　现存台基高于下层地表30厘米，主体使用灰白色膏泥土、黏土与沙土铺垫，垫土坚硬且掺有陶片，可能存在版筑技术，并发现了早期板瓦、筒瓦与原始瓷建筑构件的二次利用迹象。发现的大型方格纹板瓦，长48厘米、宽36厘米，为岭南地区发现的最早、尺寸最大的同类建筑构件，暗示该区域可能存在年代更早的高等级核心建筑。建筑基址西侧，还发现了一口打破现存建筑基址的战国时期水井，井口距地表深2.15米，总深2.52米，井壁规整，且有便于上下的脚窝。井内填土出土了陶罐、陶钵、陶网坠、动物骨骼以及木骨泥墙等遗物，为复原战国时期聚落生活形态提供了珍贵样本。

　　在出土遗物中，一件内壁刻画有“狩猎纹”图像的陶盆残件尤为引人注目。画面描绘了两人张弓搭箭，在林木间追逐猎捕群鹿的生动场景。线条流畅有力，构图生动写实，生动再现了先秦时期岭南先民的狩猎生活，是难得的岭南战国时期图像记录。此外还发现了一件战国时期陶塑人像，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古越人典型的“魋结箕倨”形象，提供了《史记》相关记载的实物佐证。

　　

　　主体遗存为春秋晚期至战国

　　实现岭南田野考古工作重大突破

　　

　　此次发掘区域位于博罗罗阳遗址的中心区域，未完整揭露建筑基址。遗址出土文物以陶片为主，包括泥质硬陶、夹砂陶等，其中陶片纹饰多样，如米字纹、方格纹、菱格凸点纹、夔纹、曲折纹、云雷纹等。结合出土器物的形态、地层堆积特征以及测年结果，遗址主体遗存年代判断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其中水井年代为战国晚期，建筑基址废弃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始建年代不早于战国早期。建筑基址下的文化层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博罗罗阳遗址的发掘工作，为深入研究岭南地区“中国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材料。首次在岭南地区冲积平原发现深埋地下2米的战国时期文化层，是岭南田野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此次发掘工作发现了完整的战国时期水井、明确的建筑台基与高等级建筑构件，为探寻区域内高等级建筑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一重大发现为探讨岭南区域聚落形态、建筑制度及其融入中华文明、参与构建多元一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提供了坚实的实物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