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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柏恩在展示收集到的通草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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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三行出口的珐琅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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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广州十三行出口欧洲五常酸枝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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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三行出口的茶壶，俗称“锡点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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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从广州十三行出口的蕾丝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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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三行出口的器具，其中的波纹装饰就是“掐丝珐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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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西洋望远镜，款式应与广州十三行进口款式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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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的西方音乐盒，年代与广州十三行进口音乐盒款式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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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三行出口的瓷器 |
文/羊城晚报记者 张闻 图/六月西洋艺术博物馆提供 作为国内最大的西洋古董家具、艺术品收藏商之一，佛山市六月西洋艺术博物馆馆长邓柏恩有一批特殊的“私藏”——从2008年在上海收购了第一批广州十三行出口的酸枝家具开始，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在国内外寻找当年广州十三行的进出口货物。在他看来，一件件古董背后，蕴藏的是一段又一段南海县的辉煌历史，以及身为南海人特殊的“十三行”情怀。 经历：上海市场偶遇十三行出口家具 驾车来到位于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的广佛智城，入口处的智城西洋艺术馆（又名“六月西洋艺术博物馆”）对不少市民而言，还是一个陌生的存在。实际上，智城西洋艺术馆的主人邓柏恩是我国最大的西洋古董家具、艺术品收藏商之一。而在海量的西洋古董家具中，一批昔年“广州十三行”出口国外的物件，一直都是邓柏恩的最爱。 邓柏恩为何会与“广州十三行”出口物件结缘？他告诉记者，一切源于他在收藏转型过程中的一次巧合。邓柏恩自小便有古董情结，大学毕业后，邓柏恩从石湾公仔入手进入古董收藏领域。然而，随着国内古董价格越炒越高，在朋友建议下，邓柏恩将目光瞄准了国内少有人从事的西洋家具、艺术品收藏领域，正是这一决定，让他与“广州十三行”当年的出口家具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得时间是2008年，我刚转型西洋古董家具方向。在找寻藏品过程中，我在上海一个市场上看到了一批广州十三行出口至国外的家具。”邓柏恩询问行情，卖家直言，由于出口家具都是国外贵族巨富定制，虽然出于国人之手，但样式却是国外风格，“在古董行业，大家觉得这是‘四不像’，并不十分受欢迎，售价也不高。当时我忽然有一种冲动，不忍心广州十三行的东西流落在外，就一起买了回来。” 邓柏恩的不忍心，内心深处实有渊源。从事古董收藏多年，邓柏恩对历史也多有研究。在祖籍南海大沥的邓柏恩看来，“广州十三行”名头虽有“广州”二字，但其地点，实际上位于清朝中前期南海县城范围内（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南海县与番禺县均为广州府的附郭县，广州城便由南海县、番禺县组成，当时的南海县包括如今佛山市南海区、广州市荔湾区等区域）。“实际上，当时广州十三行的巨商富贾中就有不少南海人，广州十三行的对外贸易，也成为南海在明清时期手工业发达的重要原因。许多南海老一代人至今都有着‘广州十三行’情结。” 就这样，邓柏恩开始在国内外找寻明清时期广州十三行出口货物，2008年至今，他经手的广州十三行出口商品总数近3万件。如今位于多个国有大型博物馆的不少藏品，都是辗转从邓柏恩处获得的。在遇到藏品有争议或需要深究渊源时，也时常邀请邓柏恩一起研讨。 器物：昔年出口商品风格中外交融 收藏广州十三行出口商品多年，邓柏恩也对广州十三行历史多有研究。在他看来，自清康熙年间设立的广州十三行，在乾隆年间获得“一口通商”政策后发展至鼎盛。在出口商品上，茶叶、丝绸、家具、陶瓷、珐琅器、银器、牙雕都是我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也有不少西洋商品通过十三行经手进入我国，主要是烟草、洋酒、机械、鼻烟、鸦片、军火等物品。 “从广州十三行出口的货物，往往有着明显特征。”以邓柏恩收集的五常酸枝家具为例，广州十三行出口的家具，往往是由国外给出样式图纸，通过东印度公司的船员或在广州的洋人找中国工匠制作。“这些家具的器型往往是西式的，比如许多凳子的凳脚部位都是兽爪脚；但是家具的材质和纹饰往往又是中国风，特别是纹饰的题材，比如喜上眉梢、八仙过海等。”邓柏恩猜测，出现这样中西交融的风格，很有可能是由于当时中西方沟通不便，西洋传教士和商人带过来的图纸只能记载一些款式要求，而没有细致到把纹饰一一绘出。中国工匠出于制作家具的习惯，就自作主张在家具上刻上了一些中国风格的纹饰等。 这样中西交融的风格，并不只出现在家具上。记者在艺术馆看到，在邓柏恩收藏的一个纯银名片盒上，同样出现了中国风格的云龙纹。此外，中国通用的折扇在出口时不但在扇面上绘有西方油彩画，更在扇沿处织上蕾丝面料，“对类似的喜好，明显是一种西方风格。” 珐琅器是当时另一类出口热销商品，主要是酒器、茶具、摆件等。之所以叫珐琅器，是因为器具所用的釉料源自法兰西进口。珐琅器又分为掐丝珐琅和铜胎珐琅，其中，掐丝珐琅工艺更为复杂，是用铜丝捏成各种纹饰焊在器具上，再施满釉料烧制，让铜丝与器具纹路融为一体；铜胎珐琅经过技术改良普及，即是后来一度流行的搪瓷。 除了出口货物，当时从广州十三行进口的货物也十分新鲜。其中，音乐盒是十分稀罕的“西洋玩意儿”。邓柏恩推测，乾隆年间进口的音乐盒，已经是工业革命后的产品。其中，音乐盒通常由钟表机构驱动，主要部分由发条或摇把等动力源、音筒、音板、阻尼、底板、传动机构等部分组成。原理是动力带动表面有小凸起的音筒匀速转动，当凸起经过音板音条时会拨动音梳，使音梳按设定的振动频率振动而发出设定的声音。此外，望远镜等机械也通过广州十三行进口。这些进口的商品除了运进宫外，高端的大都进了官商人家，档次稍低的进了稍富又崇尚西方科技的人家，“虽然不知道进口的具体数量，但由于当时的进出口走的都是水路，为抵抗风浪必须要用货物压船，所以运往我国的货物，应该也不会少。” 实际上，根据邓柏恩在国内外“淘宝”多年的经验，当年广州十三行出口的许多商品，现在依然能在国外找到，许多商品甚至依然崭新。“由于当时海运成本高，商品运到欧洲以后价格高昂，西洋贵族才是购置商品的主力军。此外，由于价格高，使用者也精心保存，甚至部分陶瓷、茶具等展示品几乎都没使用过。” 绘画：通草画天下仅广州一家 彼时的广州十三行，除了作为进出口货物的唯一通商口岸，更因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而产生了一种独有的画种——通草画。邓柏恩正是近年来首批收集通草画的收藏家之一。 “之所以说通草画只此一家，一是因为通草画在广州本土发明、绘制，二是绘画技法和题材中西结合。”邓柏恩解释道，通草画，其实质犹如当代的明信片，西洋人来到中国，很多希望带一些具有东方韵味的画作给亲戚朋友。然而，东方作画注重传神写意，西洋人往往难以欣赏。为此，从明代利玛窦等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始，西洋传教士便逐渐在中国沿海地区培养一些价格优惠的中国写实风格画家，久而久之，在广州十三行一带，一批精通西洋画技的中国画工逐渐聚集起来，以“呱”为自己的名号和画店招牌。“林呱”“廷呱”“孙呱”都是当时著名的通草画画师。在题材上，通草画往往展示的是中国的风土人情，包括戏法、刑罚、社会生活等。而在技法上，通草画画家作画工具依然用毛笔，但在画的明暗、远近等构图风格上则采用西洋技法，中西交融独树一帜。 除了题材，通草画另一大特征是所用纸张为特别制作。“当时国内的宣纸没有办法满足西洋水彩画层层染色的作画要求，进口纸又很贵。当地人经过探索，用广州本地的通脱木，取其径髓，切成薄片，吸水膨胀后，再让纸张硬化，就形成了通草纸。” 邓柏恩表示，通草画在绘画领域独具一格，是广州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独有的特色产品。近年来，邓柏恩在推广通草画上不遗余力，政府部门也对通草画的推广多加支持。一个显著的特征便是，2019年的南国书香节上，在广东省委宣传部支持下，主办方专门给邓柏恩一个专门区域展示通草画。如今，他更将通草画的内容向手机壳、茶叶、文具等“移植”，在文创领域为通草画的传播作出贡献。“广州十三行是广东名片，也是中国的名片。随着年代变迁，广州十三行的历史和记忆越来越少被人知晓，例如通草画这种技法就断代失传了。”他希望，通过文创等形式，将通草画等广州十三行时期特有的文化元素融入现代人的生活，“让年轻人接触它、爱上它，才能讲好广州十三行的故事。” 【链接】广州十三行的前世今生 广州十三行是清代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在“一口通商”时期，“十三行”的发展达到了巅峰，成为“天子南库”，与亚洲、欧美主要国家都有直接的贸易关系。 根据“文史广东”官网中广州荔湾发布的官方资料显示，17世纪后期，大清帝国进入了康熙盛世，为了振兴沿海地区长期凋敝的经济，决心解除明朝以来300余年的海禁，实行开海通商政策。1685年，清政府在东南沿海创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大海关，作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的指定地点。但由于长期的封闭，清政府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外贸机构。在开关初期，接待西方商船的制度极其混乱，遇到大船到来，官员招架无方，洋船常被堵在港外迟迟不得贸易。与此同时，梦想发财的商人纷纷南下，号称“走广”，广东成为了冒险家的乐园。广州的珠江边也聚集起闽、粤、徽籍海商。他们依靠祖先积累下来的资本及建立起来的网脉，将生意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广州这个商贸重地。 为了规范贸易和保证税收，广东官府、粤海关公开招募较有实力的商家，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同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早期外贸代理洋行——广州十三行组织建立的标志。“十三行”是对广州外贸洋行约定俗成的统称，并不反映商家的实际数字。历史上，洋行数目因贸易形势的起伏而变动不定，最多时有26家，最少时只有4家。内部兴替的变化，体现出外贸行当的风险之大。 历史有兴盛，也会有衰落。随着咸丰六年（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从广州一口通商变成五口通商，繁华的十三行，终究成了一缕过眼烟云。 根据史料记载，十三行遗址在今天广州文化公园及周边范围。大体上的位置在广州城西、太平门外西河口以西靠近珠江北岸的这一片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