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大中文系七七级部分同学在办公楼前合影（1981），第二排左四为作者 |
□陈平原 去年十月，中山大学出版社推出我的《怀想中大》增订版，纪事感怀之外，更力图呈现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文化及精神氛围。某种意义上说，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是有故事的，就看能不能讲好。 讲述大学故事，历史事件好说，大致轮廓也容易描写，缺的是生活细节。当初没记日记，即便有少量资料遗存，也都散落各处，一时无法寻觅。十年前，为撰写《失落在康乐园的那些记忆》，我请中大中文系办公室帮忙，复制了我们当年的课程表、成绩单以及学籍档案等，这才使得文章“言之有物”。为何如此经营，我在该文“附记”中坦承： 具体到大学生活，“课堂”本是主要场景，但因缺乏“戏剧性”而常被叙述者忽略，以致你单看追忆文字，“会误认为校园生活就是这么清风明月，浪漫无边”。我之所以扣紧当年的课程表，讲述一大堆关于读书生活的“陈年往事”，而不涉及演戏、郊游、办刊物、谈恋爱等更有趣的场面，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为了给大学生活“去魅”。 谈论作为特殊语境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要的不是神采飞扬，而是真实可信。这就要求作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博采旁搜。虽说尽心尽力，仍感遗憾多多——所谓“自家有病自家知”是也。近期收拾存留杂物的旧居，发现若干新资料，终于有了重新写作的动力。这里的关键是若干实物，包括笔记、相册与留言本。 笔记 严格说来，两册古典文学课堂笔记的发现是三年前的事。这才有《怀想中大》增订版序的一段话： 多次搬家，留存的笔记极少，不知为何，古代文学的课堂笔记未丢失。翻阅开来，1979年9月13日卢叔度老师开讲《诗经》，1980年2月28日黄天骥老师开讲魏晋隋唐文学，1980年9月6日苏寰中老师开讲北宋文学，至于南宋及元代文学由吴国钦老师讲授，教明清文学的则是刘烈茂老师。因专心听讲，我的笔记不是很详细，同学中笔记比我精彩的大有人在。 这回重读四十多年前的课堂笔记，还是颇有感触：既感叹自己当初听课的认真，更对老师们的教学水平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作为“文革”后招收的首届大学生，我们的课堂教学大多没有通用教材，尽可能详细地记录老师们的讲述，在那年头是通例。 我的笔记本，四分之一处画竖线，预留空白，以便记录感想或补充资料。这种做法，不知是哪位教师提醒的。重新阅读，很少发现真有水平的批注，大多是补充一点诗文或评论，便于复习考试。比如听黄天骥老师讲曹操，便补充词语注释及前人评价，还有就是在《短歌行》处加批：“老师认为前面是曹唱，下面是客人唱。向来认为是主人一直唱下去”。关于曹植部分，则补抄《白马篇》和《薤露行》，还有关于曹植“雅好慷慨”的解释，以及对黄老师仔细分析“惊风飘白日”，称“气氛很悲凉，这是比较概括地表现出建安时代很多人仓惶紧张的心理”，我加了批语：“抓得细，好！”批注最多的是第二章“两晋文学时代”，右边红笔抄录了若干阮籍诗句，以及《晋书·阮籍传》等，左上角则是红字： 别林斯基说：“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 黄天骥老师的课堂与著述，我在《南国学人的志趣与情怀》中有专门介绍，卢叔度老师为我们开讲《诗经》《楚辞》等，在《我回母校讨诗笺》中也略为提及——此二文均收入《怀想中大》增订版。倒是教明清文学的刘烈茂老师，平时不在意，这回翻阅课堂笔记，让我刮目相看。1981年2月-6月间，刘老师为我们讲明清文学，小说部分尤其用力，第十章拟话本我只记录两页半，而第九章《金瓶梅》则满满记了八页，篇幅比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略有拓展。那年头《金瓶梅》还是禁书，刘老师在课堂上大讲特讲，学生们也都听得津津有味。其中第三节“《金瓶梅》在文学史上地位、作用”，根据我的笔记，刘老师着重讲了四点：第一，过去长篇小说根据老故事改编，文人独立创作长篇小说，《金瓶梅》是首创；第二，长篇小说从重大政治军事题材转为描写日常生活，从写英雄、神仙转为写普通人；第三，通过解剖一个家庭、写几个典型人物来反映社会，是《金瓶梅》独创，对《红楼梦》有直接影响；第四，艺术表现手法上，从粗犷到细腻，写出各种人物微细的心理变化。这些说法今天属于常识，而对于当初的我们来说，则无异于石破天惊。 略感遗憾的是，笔记中吴国钦老师讲授元杂剧的部分，总目上明明标注第几页到第几页，可就是找不到，很可能失落在另一本子上。我曾特别感叹，讲课时轻声细语、波澜不惊的吴老师，必须到期末复习时，才知道他讲课的好处——条分缕析、不枝不蔓，且时有新见。尤其是关于关汉卿戏剧创作部分，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当初还曾设想模仿其思路，从事中国戏剧研究。多年以后，吴老师和林淳钧合著《潮剧史》，邀我撰写序言，让我受宠若惊。 相册 2014年花城出版社刊行《怀想中大》初版，穿插了不少图片，最精彩的当属作为拉页的“中山大学中文系1977级全体同学毕业留影（1982年元旦）”，那照片乃专业拍摄，清晰度很高。背面则是八一级系友詹秀敏提供的“中山大学77-81级潮安同学合影”，因合照上有她的靓影，故得以完好保存。可不管初版本还是增订版，按今天的配图标准，校园生活照片不够丰富。但在我，那已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这回新发现的旧相册中，有四五十张大学生活照片，这让我大喜过望。须知那时相机很稀罕，拍摄及冲洗技术又不高，留下可用的影像资料实在太少了。有些已在书中用过，有些影像太模糊，也有些纯属个人照，没必要公开。我选了一张诸同学在教学楼前的合影，发给七七级同学群的群主范柏祥兄，经他确认，值得保存。于是，扫描了七帧我以前未曾使用的校园生活照发送过去，供同学们怀旧——四十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合影中人不少已去世，念及此难免感慨万千。 我保留的校园生活照中，有三张涉及校园文学刊物《红豆》，值得一说。《怀想中大》增订版已使用两张，上为《红豆》编辑部开会，下为《红豆》编辑部同人合影，都是考证过的，确凿无疑。但有图不等于就有真相。上图中间那位戴帽子的，是中文系七八级同学方风雷。前些年传阅此照片，他说自己并非《红豆》编辑，只是偶然在场，于是“被合影了”。下图有题图文字，说明拍摄对象及时间，总共十人，王培楠花了很长时间到处打听，最后才辨认齐全。至于这回新发现的围成一圈、坐在草地上讨论稿件的照片，有几位是《红豆》编委，但我也不敢完全坐实。原因是，那时摆拍照片，往往临时起兴，拍到谁就是谁，不能作为准确的历史资料。在同学眼中，校园文学刊物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进进出出很随意，没有明确界限。多年前，《红豆》主编苏炜撰写《风雪故人来——<红豆>琐忆》，提供了很多精彩的细节，但谈及编委时出入较大，惹得当事人很不满。那确实是无心之过，远在异国他乡，单凭回忆，不免出现纰漏。 前些年在香港教书，曾有研究者建议我向大学或基金会申请出版补贴，辑录重刊改革开放初期众多校园文学刊物，我谢绝了。理由是，这些刊物折射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思想解放运动的光与影，但本身思想高度及文学水平有限，远不及傅斯年等编的《新潮》或白先勇等办的《现代文学》。近期七九级系友刘中国来信，说准备推出影印的《红豆杂志结集》，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这么处理，我以为比较合适。于是，应邀写下“康乐诗草，珠江浪花”八个大字，题记有曰：“录《红豆》杂志专栏名，纪念我们的青葱岁月。” 理论上，《红豆》杂志归属中大学生社团钟楼文学社，社长是中文系七七级的王培楠。前年年底，培楠兄准备将一直珍藏的全套《红豆》杂志7本，以及中山大学钟楼文学社公章一枚，捐赠给中大校史馆。他草拟了有关《红豆》的简要说明，希望我毛笔抄录，以便校史馆展出。我谢绝了这光荣差事，建议他找戴小京，因他是我们同学中真正以书法为生的，且也是《红豆》编辑。小京兄如期完成任务，但十几天后便溘然长逝。借用王培楠的话：“他是用此生的深情，在临终前，代表七七级，给母校留下了极为珍贵的遗墨！” 留言本 比起曾公开销售的校园刊物《红豆》来，中大中文系七七级同学几乎人手一册的留言本，或许更能体现那个时代的风气与风采。我的妻子北大毕业，也是中文系七七级，也有类似的毕业留言本。没做过调查，不确定这是否那个年代大学毕业时的“标配”。因属于个人物品，极少公之于世；且所写不过只言片语，难得被史家关注。 我保存的这册48开小本子，塑料套封，平淡无奇。翻开第一页，赫然写着：“聪明人要下笨工夫。——为陈平原同学题。王起，1982.1.9。”我都忘记此事了，并非入室弟子，大学毕业时，竟斗胆请王先生题词。北上求学后，我回中大，确实多次拜访王先生，那是因为他与我的硕士导师吴宏聪先生住处相邻。至于相关文字，除了1988年撰写“学术随感录”时，曾提及先生名言“做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再就是2004年11月我在中山大学八十周年校庆论坛作专题演讲，刻意选择了《中国戏剧研究的三种路向》这个题目，说好是向王季思、董每戡两位先生致敬。至于如今书房里挂着王先生的书法，事见《我回母校讨诗笺》，这里就不赘述了。 同学留言大多写于1981年12月底，后面陆陆续续，最晚的写于1982年2月7日凌晨。此压轴之作属于苏炜兄，乃去国远行前的个人抒怀，写了满满5页纸。因为是压轴，不会被其他同学看见，才有可能如此敞开胸怀，畅所欲言。此前留言本在各个宿舍里流转，大家都顺便翻看、品评前面的同学留言——这也是毕业留言本容易说大话与套话，很少私密言语的缘故。 留言本上，多有不着边际的表扬，或钞录格言警句，说实话，好看耐看且适合引用的并不多。倒是陈山地的题词：“会奋斗，也要会生活”；以及周小兵“拽”英文：“潮汕平原是漂亮的，但不够广阔与均匀。”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我谨记提醒就是。至于毛铁的戏谑基本落空：“我战战兢兢地等待着，用我的拙作去迎接你的‘棍子’。”因他日后不以文学创作见长，我也不做当代文学批评。同宿舍的班长王春芙，则把留言变成了自我展示：“我不会写格言警句。/我这辈子的愿望是当一名记者，为老百姓说些心里话。但现在看来这个目的很难达到。因此只得准备在另一个领域里奋斗。/祝您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十五年后，他转战南方日报社，直至担任总编辑，总算梦想成真。 毕竟是风华少年（其实年纪并不轻），真识愁滋味的不多，留言总的基调乐观向上。唯一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刘军的留言： 一只驴子在两堆草中间徘徊，它不知道吃那【哪】堆草好，结果它死了。 所有的痛苦只是选择的痛苦。 生，或者死，也许是做梦。能够做梦是幸福的。 让你的手烧掉一些书，让你的脚走进幼儿园；让你的口与太阳对话，让你的眼仰望上帝。 请相信不能相信一切。 第一则明显属于引用，后面几则也多少有模仿与改写的痕迹。问题在于，为何是刘军写出此悲苦且颇有深意的留言？那天翻阅留言本，顺手拍下这一页，发给刘军兄并附言：“记得你是班里年龄最小的，那年也就二十岁左右，可留言的调子反而最灰暗。”刘军回复：“宝宝心里苦啊。但也还有憧憬。”我这才想起一件尘封已久的往事——参见广州出版社2003版《八二届毕业生》（拉家渡主编）中的《一篇至今未能通过的论文》。 到底是一滴水还是一条河、一粒灰还是一座山，取决于评论者的立场及观察角度。在我看来，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往往隐藏着时代记忆的皱褶。我曾提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列车多次急转弯，被无情甩下去的，不一定是个人的过失——即便真的失误，也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因素。因此，谈论这段历史时，请洞察得意者的局限，也理解失意者的辛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