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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麟 《西园雅集图》(局部) |
■卜寿姗(著名美术史家) 文人们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诗歌和书法艺术方面扮演着革新者的角色,也许这正是潜藏在苏轼的士人画定义背后的意识。他注重作品中的“士气”,而不是它的风格主题;这也显示他和朋友们在实践一种新型的绘画。在苏轼看来,画是像诗那样的艺术,应当作为闲暇时的一种自我抒发的方式。当这种态度在北宋著作中出现,就标志着绘画已为文人阶层接受,得到了像诗那样的上流艺术的地位。 时至宋代,诗歌已不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仍是文人教育的基本部分。在中国,诗和书法是上流艺术,是文人仕途生涯的资本,也是向朋友们展示才华的手段。像诗一样,文人们也开始通过画作在社交聚会中互相唱酬。这在西方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西方典型的画家最初是工匠或职业艺术家,他们为教会或赞助人的订单工作。 到了十九世纪,按照自己方式作画的独立画家才出现。因此,自我表现在西方常被冠以浪漫主义术语,艺术家们带着自己的创作材料孤独地奋斗。这与中国宋代完全不同:文人画是作者显露个性的表现形式,但这些作品常常是在朋友们饮酒聚会时创作的。 当然,这也是一种传统的作诗场合。我们知道,曹丕身边聚集着一群诗人,经常在魏廷的宴会上赋诗竞胜。在时局不稳的六朝时期,文人们则选择在宫廷之外聚会。竹林七贤是三世纪的文人中最负盛名的群体,他们不管政局动荡,在一起饮酒、赋诗、清谈。四世纪,王羲之和朋友们一起到山野郊游,在兰亭边吟诗作对,作为曲水流觞游戏中的一部分。诗人间的友谊在唐代也很风行:其中以白居易和元稹的友谊最为著名。诗歌时常作为朋友间一种亲密的交流方式,而不是公开的表达;它仅为知己所作。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知音是艺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传说音乐家伯牙听闻朋友钟子期的死讯,便摔碎了自己的琴。 五世纪早期的诗人谢灵运带着一群随从在山间漫游,却在诗中抱怨无人能分享他的感受。 绘画变为文人文化的一部分后,便与更早发展的诗歌逐渐比肩而行了。文同和苏轼便是第一对著名的艺术挚友。苏轼在文中提到,在文同眼里,只有苏轼能理解自己的画。在苏轼与文人们的交往中,绘画第一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社交聚会中,当一位友人创作出一幅画,会被其他人看作是他人格和时代环境的反映。每当名士作画,他的朋友又题跋其上。后人把这看作历史的遗珍,并感慨艺术家的离去。对中国文人来说,鉴赏作品不仅是理解画家的风格,更是要见画如见其人。如同诗歌书法,文人们的风格定义更注重人格价值,而不仅仅是纯粹的艺术价值。在书法领域,当一个人选择古代书法大家作为自己的楷模时,很重要的原因是钦慕他的品格。无疑,苏轼敬佩颜真卿,不仅由于颜真卿的书法,也由于他的道德品质。比之吴道玄的作品,苏轼更偏爱王维的画,一定是王维诗人的身份影响了苏轼的喜好。从苏轼的时代开始,中国艺术史上最重要的人物都不仅仅是画家,他们也是政治家、学者、作家、书法家或仁人君子,因为绘画以外的才能而驰名。就赵孟頫和董其昌而言,他们在书法上的威望使他们在文学之士中居于领袖地位。北宋之后,这些特殊才能似乎导致了人们接受文人画。 (据《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内文有删减,题目为编辑后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