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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万章:红棉画在岭南可与梅兰竹菊并驾齐驱

来源:新快报     2023年03月19日        版次:A11    作者:

     ■《木棉图》轴 明代孙艾

     ■《黄菊红棉图》 潘达微 1927年

     ■《羊城春晓》 关山月

     ■《越秀春色》 黎雄才

     ■朱万章

  “红棉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符号!”新快报记者专访国家博物馆古代绘画研究所所长——

  目前可知,早在明代便有画家以木棉入画,但真正兴盛,则到清代。从地域来看,描绘木棉的画家主要集中在岭南,木棉作为花卉创作的题材,是少有被赋予家国情怀的品种。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绘画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朱万章在接受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岭南可将木棉作为第五个品类与“四君子”画并驾齐驱。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明代孙艾的《木棉图》轴是所见现存最早的红棉作品

  收藏周刊:据您了解,目前所见最早的红棉题材花卉作品,是从什么时候?那幅作品有怎样的特点?在当时的行内地位如何?

  朱万章:我对最早的红棉题材的花卉作品没有做过系统梳理,但就我个人阅历,所见现存最早的作品是故宫博物院藏的明代孙艾的《木棉图》轴。孙艾是江苏常熟人,曾经向“吴门画派”的沈周学过诗。他在画史上鲜为人知。这幅作品和我们现在常见的红棉题材绘画有所不同,所画为折枝花卉,有茂盛的枝叶,花瓣是白色的,花蕊是红色的,也许和岭南所见的红棉属不同品种。画上有钱仁夫的题诗:“木棉御寒功,难比狐貉深。求之必近易,劳力不劳心。”可知所画的花卉确实就是木棉。红棉一般是乔木,而此图所绘为折枝花卉,这也看出此画中的木棉和我们现在所见的是不同的。此外,明代“勾花点叶派”的代表画家周之冕画过一件《山鸡木棉图》轴,现收藏在广东新会博物馆。

  收藏周刊:据传,潘达微于1927年创作了最早以“红棉”寓意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美术作品《黄菊红棉图》,此后,陈树人、梁占峰、林丰俗、陈永锵以及林蓝等,都有了讴歌红棉精神的作品,我们能否简单理出一条属于红棉题材的史学脉络?

  朱万章:红棉题材的作品,其画家多集中在岭南。清代的广东画家开始出现相关作品,如李魁、伍学藻、熊景星等人就有红棉绘画传世。到二十世纪以后,擅画红棉的画家井喷式出现,如高剑父、陈树人、赵少昂、潘达微、梁占峰、林丰俗、陈永锵以及林蓝等。在广东以外,晚清和二十世纪早期也出现过画红棉的画家,如“海上画派”的任伯年以及以画马著称的徐悲鸿等,都有红棉作品传下来。从时间来看,红棉题材的绘画滥觞于明代,兴起在清代,兴盛于二十世纪。从画家地域看,以岭南地区为主,这与红棉主要的生长地区是分不开的。

  牡丹被赋予富贵的涵义 红棉被赋予英雄的意义

  收藏周刊:岭南画家对红棉的题材表达赋予了家国情怀,或者传达一种伟岸挺拔的高贵人格,这在花鸟画史上,是否也少见?如果说梅、兰、竹、菊是传统四君子,在岭南,是否可以把木棉作为第五个品类与上述四者并排?

  朱万章:在画史上,托物言志,将某种花卉或树木赋予一定的寓意是较常见的,但赋予其家国情怀确实不多见。木棉又叫攀枝花、英雄花,如果在岭南将其作为第五个品类与“四君子”画并驾齐驱,是说得过去的。

  收藏周刊:我知道,洛阳画家也喜欢把牡丹作为题材表达,如果我们把牡丹和红棉分别放诸各地的区域来看,两地画家对各自花种在绘画的表达上,有没有异同?

  朱万章:二者确实有异同,牡丹被赋予富贵的涵义,国色天香,是花中之王,具有吉祥寓意,也有很多美丽的传说;红棉被赋予英雄、火红、热烈和生命意志等多种涵义,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符号。二者在绘画表达上也有所不同,牡丹一般是折枝花卉或近景花卉,往往和寿石搭配,成为《富贵长寿图》,寄寓的基本不离富贵之意。红棉是乔木,多为远景,往往会有山水和景物作陪衬,表现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二者的相同点是都是各自城市的象征,都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

  收藏周刊:据您所知,还有没有其他花卉的种类如同木棉这样,被人格化地表达?

  朱万章:其他如同木棉被人格化的花卉还有很多,如竹,代表气节;松柏,寓意坚贞;腊梅寓意耐寒、坚韧不拔;菊花,寓意晚节……这类例子很多,都是被拟人化的,既是中国绘画中常见的题材,又是中国民间文化中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

  岭南画家为何爱以红棉入画?

  乾隆年间,随着经济崛起而带来本土创作意识的觉醒,红棉渐渐成为岭南画家表现岭南风情的重要创作题材。黎简可能是岭南最早以红棉入画的画家,曾创作多幅《碧嶂红棉》图,其中一幅题诗:“一度花时廿度风,朱亭紫樫一时空。唯有攀枝耐风力,年年骄恣烧天红。”此诗歌颂的是红棉顽强的生命力,延续了中国文人的咏物传统。

  黎简之后岭南另一文人画代表人物谢兰生,深切体验家乡特有的这种植物,并由此表达他对地域传统的敬意与温情。如广州知府程含章将赴任山东,谢兰生以红棉入画为其写扇饯别,并作诗点题:“江上木棉三五枝,湿云烘月暮春时。使君莫忘呼鸾道,人在棠阴正树碑。”在画此扇面的前三日,谢兰生外出观赏红棉,并打下腹稿:“由小北门城上看木棉,循城而北而西而南至归德门止,一路木棉俱开,有殊萎而出叶者矣。虽未极大观而得画本已有四五幅矣。”暮春观赏红棉,是嘉道年间广州文人的一种风尚。

  黎谢之后,作为南国的象征,木棉花引来其他广东文人士大夫的青目,被多位画家绘入画卷。对于清代的广东画家来说,自信地表现岭南山水,发掘岭南风物之美,摆脱当时山水画创作中的流行模式,其背后正是他们对地域文化的大力推进,并力图运用地方资源来争取全国范围内更大的文化发言权。而到了晚清民国,以红棉为题材的诗画创作又被赋予了新的烈士精神,在广东近代革命叙事传统中大放异彩。

  潘达微在上世纪20年代开始以黄菊与红棉一起入画来纪念烈士,1927年的黄花岗起义纪念日,他画了一幅《黄菊红棉图》,上题“吾粤两般千古事,黄花开后又红花”。这是他将这些革命死难者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相提并论,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视为永垂史册的广东大事。直到晚年,潘氏对黄花岗起义烈士仍追念不已,真诚地希望中国会迎来美好的未来,正如傲霜的黄菊之后,绽放的是火焰般的迎春红棉。以“红棉”来象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潘达微可能是第一人。(部分内容据李若晴《烈士精神与革命记忆:20世纪诗画中的红棉意象》)

  人物介绍

  朱万章 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绘画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