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此图案造型源于广州出土西汉陶胡人俑坐灯。红玉髓水晶玛瑙玻璃珠串，西汉，1975年广州市东山区较场北省物资局M1出土。图片来自《只此绚丽——广州出土汉代珠饰展》。 |
|
|
■红玉髓玛瑙玻璃珠串，西汉，1980年越秀区解放北路象岗山M1出土。红玉髓珠5颗，玛瑙珠3颗，玻璃珠201颗。图片来自《只此绚丽——广州出土汉代珠饰展》。 |
|
|
■2022年“只此绚丽——广州出土汉代珠饰展”现场，潘玮倩摄。 |
滔滔江河奔流不息，广土众民，文化灿然，辉映海外。广州，汉称番禺，是司马迁笔下“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政治地位重要，也是国内繁荣商业都会，更是海外珍品重要集散地。 “深挖本地内涵，讲好广州故事。珠饰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对于广州来说，很幸运的是，从1953年至今，考古发现的汉代珠饰，初步估计已超过3万颗。它们成为研究海丝经济贸易、技术传播、文化交流及人员往来的重要实物，日益受到重视。”2023年5月28日，值《只此绚丽——广州出土汉代珠饰展》图录首发之际，展览总策划（图录主编）易西兵研究馆员接受了记者采访。 该本图录（以下简称《只此绚丽》）由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海上丝绸之路（广州）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研究中心编，文物出版社出版。 广州汉代珠饰，有其研究优势。易西兵说：“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全国许多地方，包括新疆、陕西、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在内，都有汉代珠饰出土，其时交流，远比我们想象中更为频密。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上如此光彩夺目的蕞尔小物，作为奢侈品也好、作为贸易货物也好，其交流功能是多方面的。广州出土的这批汉代珠饰，数量放眼全国也位居前列，这给考古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很有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的必要。” 相关研究，持续进行。记者从多方面获悉，2016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汉二陵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合作开展了“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课题，并出版《广州出土汉代珠饰研究》一书；2021年，该院（馆）启动“岭南出土汉-唐珠饰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课题；2022年5月26日，“只此绚丽——广州出土汉代珠饰展”在广州开幕；今年5月，同名图录首发。“相关工作还在扩展，对‘汉唐珠饰’的研究仍在进行，立足广东，涵盖广西”，易西兵介绍。 “珠子和陶器是考古研究的字母”——对于珠饰或概称珠子的考古学价值，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早有精彩论述，他引用弗兰德·皮特里的这句话，来肯定珠子作为考古学证据的断代作用，同时，因珠子质轻价昂、便于携带，“很容易通过商业途经传到远处，因而能展示距离遥远的两个文化之间不为人知的联系”。 广州出土汉代珠饰，材质多达16种，以玻璃珠数量最多，并包括费昂斯珠、金、银等人造材质，及红玉髓、玛瑙、水晶、石榴石、绿柱石、玉、琥珀等天然材料。 这些珠饰大多呈现清新蓝绿色，皆因玻璃珠占据大宗，而后者八成以上为蓝色系、蓝绿色系和绿色系——这是因为在制造过程中，人们有意识引入了过渡金属离子（如铁、铜、钙、锰离子），或加入了化合物着色剂。 “玉髓质红玉髓”和玛瑙珠饰，则是最能体现纹饰色彩变幻无穷者。广州出土的红玉髓珠，“许多珠体隐隐可见白色条带纹或细密如发丝的波浪纹理，似感受地球脉动；部分珠体中，还掺杂深红、黑、白等斑点如古风写意画”（语出《只此绚丽》）。 在珠饰中，我们看到了文明的东西汇流与交往互鉴。它们有些是域外直接输入，有的从内地流传而来，更有一些是本地制造。“我们通过成分分析，发现它们有的可能是直接来自南亚或西亚的贸易物品，有的可能来自东南亚，还有的可能是直接利用本土材料进行的个性化加工，”易西兵说，“例如，狮形饰，就是域外传播而来的典型代表。很多狮形饰用的原料（比如琥珀）可能来自中国，但狮子这种形象无疑来自域外。”这与文化传播与海丝贸易有着或深或浅关系。 还有一些本土工匠，利用外来原料或技术，生产本土受欢迎的器型，比如中等钙铝型钾玻璃耳珰、玻璃“七窍”塞、琥珀胜形饰、玻璃胜形饰等等。 在这其中，加工工艺，是通过人类智慧，进一步唤醒原石生命力的手段。珠饰如一个微型的雕塑，展现着文化和技术的相互作用。易西兵提到，对于天然宝石，大部分通过冷加工技术，如切割、打磨、钻孔等，就能使其焕新；人造材质的珠饰则离不开热加工技术，如玻璃器的熔融、冷却等。 “因此，确实是小小珠饰，大千世界。海上丝绸之路，也是经济贸易之路、技术传播之路、文化交流之路，以及人员往来之路——这里的最后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所有珠饰的‘旅程’，都有赖于人类交往。所以，我觉得，珠饰，构建起了一幅极其生动的中外文明交流历史图景。” ■收藏周刊记者 潘玮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