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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问题意识起于1988年，在台湾中部苑里小镇公墓旁的一座工寮，采访曾经在日据后期被征调到海南岛当日本兵的地下党人石老先生。也就在那彻夜长访中，我第一次听到1949年4月6日台湾学生运动被镇压的历史，以及在那事件中名列当局通缉首要的师院学生自治会主席周慎源的名字及命运。老先生详细忆述了与周慎源在收留身份暴露的地下党人的北部山村的生活，以及他被围剿的警特乱枪击毙而尸骨无踪的命运，然后久久饮泣。从那天起，我展开了持续十几年的寻找此事件与周慎源的工作，并于2000年先后出版了名为《天未亮》与《麦浪歌咏队》的两校学生的口述证言，从而促成两校以及台湾教育与监察当局对当年受难学生的学籍平反。我于是又以萦绕心头久久不散的周慎源为原型，以两岸恢复来往交流的时空为背景，在我多年采集的证言与史料的基础上写作虚构的小说《台北恋人》。2005年6月初稿三十几万字于苗栗山村写完。之后举家北迁，又搬了七次家，历经九年前所未有的身心困顿，终于在2014年2月完稿。然后就在最后定稿的前一天，台北爆发了反服贸协议的所谓“318”运动。读书人的媚俗形象争先展露，敢于逆势直言者几希。我于是怀着与台湾社会对话的愿望重新校读了一遍书稿，并于北京旅次的7月再定稿。 9月，这本“不合时宜”的小说出版了。它虽然得到一些文化界朋友的赞许，但总体上却是事先可以预料的漠视。为了突围，我于是在岛内(乃至于大陆)的各校园展开巡回讲演，希望能够因此促使那些我想写给他们阅读的年轻学生(尤其是曾经参与“318”的)静下来阅读。这样，我的辛苦劳动就不是白费的了。 蓝博洲 台湾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