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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
扩张的动力来自改朝换代,民族融和的背后是残酷的你死我活,是人口的急剧锐减。按《资治通鉴》的记载,大唐鼎盛的开元天宝年间,唐政府统计全国人口为五千一百万,次年发生“安史之乱”,内战持续了五年之久。平定之后,唐政府再次统计全国人口,只剩下一千七百万。冷兵器时代,短短五年,人口居然就少了三千四百万,这个数字可是比杜甫的《三吏三别》更加让人惊心动魄,也更能彰显战争的无情。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几乎成为中国历史的定律,让“逝者如斯夫”成为千古一叹,无数文人为此落泪,为此伤感,为此绝望。但是,如果没有这分分合合,今天的中国是否仍然维系在渭河流域一带?是否我们只能欣赏《黄河船夫曲》的悲怆与激昂,却无法领悟南音的委婉,海派的入世,以及北方的豪迈? 的确,考诸我中华历史,盛期大多热衷于定居,村舍多是熟人面孔,邻居全为亲戚家人,一旦有外人进入,警惕将成为居民的一种常态。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的名著《叫魂》,活脱脱再现了乾隆盛世江南村落的日常生活,然后,有一天,有外来人来了,因此而引发了一场惊动全国、最后证明是子虚乌有的“反清”大案,上上下下折腾了好几年,好不容易才稍微平息下来,让生活重新正常。 人挪活,看来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个人如此,民族何尝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