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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洁茹这个名字我早知道，大学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末有一票美女作家突然走红，美女作家是新生事物，文学背后有一双商业的手，这为少年老派的我所不喜。所以，周洁茹的名字便清晰而模糊。清晰是因为她始终是这个潮流最重要的几朵浪花之一，模糊是因为我（大概也是很多人）始终没有绕过那个潮流去关注她作为一个个体最与众不同的部分。毫无疑问，称一个作家为“美女作家”，不管是真诚的恭维或社交化的打哈哈，都包含着对文学的浅薄和性别上的轻浮，这是文学市场化的结果之一。自然，之后就是这批作家的集体退场，包括周洁茹。 2015年，在穗港两地文学期刊交流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周洁茹，她的身份是香港作家代表，听说她于风头正劲时离开文坛，远赴美国；在美国学习生活了九年后又定居香港，并重拾写作。会上的她，浓妆，抑郁，寡言。轮到发言，她先迟疑，然后看着主席台上的陶然先生说，陶然老师你并没有告诉我要发言呀。我对她的语调印象深刻，面对几十上百人，她却没有把在场的其他人预设为听话者。她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没有发展出一个公共的频道跟世界对话。所以，她独语，至多也是跟某个人直接对话。这种作家也不少见，不合群，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八面玲珑、舌灿莲花的作家反而是可疑的。 会议返程，坐主办方安排的车，恰好与周洁茹同至广州东站。她依旧沉郁，却不讷言。还有初次见面时少见的坦率，使话题的深度超越了一次短途同车本来可能的空泛。我印象深刻的是她评价人的方式。这个人的气场已经浑浊，她说。以气辨人，既本于直觉，也说明她对于人内在洁净的要求。这样的作家是对的。临别时，她很具长辈风范，谆谆地说：你有纯正的东西，请保持。此后便是在朋友圈上看她发活动、发作品、发感慨，也看到她身份从作家到编辑的转换。 2018年11月，汕头大学《华文文学》杂志主办了一次华文文学高峰论坛，在主办方发来的会议议程中，我看到了周洁茹的名字，巧的是，她跟我同组发言，而且恰好排在我后面。这时，她的身份是《香港文学》总编辑。我暗想，几年不见，周洁茹别来无恙。不曾想，很快就接到她的电话。开门见山，她说到即将参加的会议，作为作家，主办方建议她可以谈一谈自己的创作；可是，她又非常知道她擅长直觉、细节而不擅长宏观框架。她客气地希望，刚好在她前面发言的我，可以在发言时为她做一个铺垫，搭一个框架，然后她可以只说她擅长的经验和直觉，而不会让人觉得不知所云。我们聊了近一个小时，令我惊讶的是，与印象中的她几乎换了一个人。或者说，她其实是多频道的。 周洁茹是个时间的僭越者。绝大部分人活在自己的时间中，或者说绝大部分人被动地被囚禁在时间中。90年代年轻的周洁茹第一次获得了时间慷慨的馈赠，90年代把自我、肉身性和日常性纳入自身的内部，从而打造了一种充满弹性的代际时间，周洁茹在这种时间中脱颖而出从而成为时代中人，这是她和时代最为甜蜜契合的时刻。有意思的是，周洁茹的精神内部存在着三种时间：意识流时间、计算器时间和巫婆时间。意识流时间使她在断裂的自我内部跳跃、绵延，雪球般滚出女性的精神风景；巫婆时间借助于直觉提炼出对世界周遭的洞察、抵抗和厌倦；计算器时间使她整合出面对现实世界的通孔。这三种时间意识的综合作用使她在属于自己的时间内部逃离。她那一拨耀眼的女作家在90年代结束后纷纷退出，原因各异，而她是因为出于一种对过分合拍时间的深深厌倦而逃离的，并且时至今日一直处于一种异乡人的时间中。在美国，她身处计算器时间而成为文学的异乡人，她是美国白人文化的异乡人，可是内部的意识流时间和巫婆时间使她同时也是理性世界的异乡人。于是她回来了，她既是香港的异乡人，也是故乡的异乡人；她既是90时代的出逃者，也是新世纪的边缘人。她在岛屿写作，她在香港回望。她的身上叠加了种种不同身份产生的疏离感和复杂张力。她从镜中逃向远方，又从远方赶路到岛上成为独看风景的人。时间使她从一个时代的宠儿变成一道远方的风景，她的身上于是重叠了时间的岩层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