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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奚司空立像，相传“波罗庙”的称谓与他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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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神庙碑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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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神庙 图/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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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广利王庙碑 |
建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的广州南海神庙，是历代皇帝祭海的官方神庙。每逢改朝换代、嗣位登基、克服失土、平复海患、神庙修缮，祈求风调雨顺、海事平安，以至庆寿求子等等，皇帝都派高官前来拜祭南海神，每次拜祭，都要在神庙树碑立传。另外，中外海船，出入广州，按例都要到庙中拜祭海神祝融，祈求海神保佑，出入平安，海不扬波。 据“广州地方志”不完全统计，南海神庙自唐至清代的碑刻就有160多方，素有“岭南碑林”之称。然而，历史沧桑多变，许多碑刻遭毁弃。 上世纪90年代，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抢救性修复，南海神庙现保存有碑刻46方，成为研究我国各朝历史及广州历史的宝贵资料。目前，《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正在密锣紧鼓进行中，南海神庙及明清古码头遗址是这个申遗计划中广州部分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他部分为光孝寺、怀圣寺、南越王宫、十三行）。为了申遗，南海神庙方面做了三件事：一是修缮了神庙的头门及中庭，二是修复明清两个古码头，三是整理庙内的古碑。 历史上，我国曾建有四大海神庙，然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海神庙、西海神庙、北海神庙都先后被毁掉。唯独远隔京城千山万水的南海神庙，却是四大海神庙中唯一留存的建筑物，不但完整保留下来，香火不绝，而且历朝皇帝对南海神屡加封王，“官职”越来越大，连他的夫人也具册加封，这确实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南海神庙碑刻这些“石头书”，窥见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 一、韩愈与“三绝碑” 南海神庙有块《南海神广利王庙碑》，立于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由唐代著名文学家、袁州（宜春）刺史韩愈撰文，著名书法家、循州（惠州）刺史陈谏书写，著名雕刻家李叔齐刻碑，史称“三绝碑”，是广州现存最早的记事碑。 元和十三年（818年），唐宪宗令广州刺史孔戣（孔子第38代孙）依例前往致祭南海神。孔戣三年间三次亲往致祭，并大修南海神庙。大修完毕，按皇帝指令，需拟写碑文，立记事碑，他想到了好朋友韩愈。 当时，韩愈因得罪皇帝，被贬到广东潮州做官。他乘船上任时路过南海神庙前的黄木湾，目睹了那时的中国最大港口扶胥港的壮丽景观——千帆竞集、海舶往来的贸易盛况。接到孔戣邀请时，恰逢皇帝大赦天下，遣他改任袁州刺史。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孔戣的邀请。 韩愈碑文一开头就写道：“海于天地间为物最巨，自三代圣王莫不祀事。考于传记而南海神次最贵，在北东西三神、河伯之上，号为祝融。”意思是说，天地间海是最大的，历代皇帝都去拜祭，而在所有海神、河伯中，称为火帝的南海神是最高贵的。 碑文又说，天子（唐玄宗）已在天宝十年（751年）“册尊南海神为广利王”，将南海神由原来的“侯”晋升为“王”，并派孔戣将庙修饰一新。广利，就是广收天下之利的意思。 碑文赞扬了孔戣在广州的德政，叙述了当时广州老百姓“人厌鱼蟹，五谷胥熟”，“方地数里不识盗贼，山行海宿不择住所”的安定富足生活，并以浪漫的笔法，描述了广州海上贸易的盛况和祭海活动。碑中还第一次出现了“海事”一词，这是东方各国后来在航海、航运中经常使用的术语。 “扶胥之口，黄木之湾”。韩愈向远在千里的朝廷报告了南海神庙得天独厚的位置。黄木湾在珠江出海口，与虎门遥遥相望。黄木湾内的扶胥港，东有戙旗冈，西有章丘冈，挡住了黄木湾东西两侧的滔天巨浪，成为广州天然的深水海运良港。 据广州市文物部门考古发现，扶胥港在战国时就已经存在，秦汉时期已是我国主要的通夷海港。扶胥港附近的扶胥镇，即现在的庙头村一带，商贸活动非常活跃。江、浙、闽的商人以及夷商的商船到广州做生意，都在扶胥港停泊；而广州运往京城的货物，均由扶胥港装船出虎门，经钱塘江直接运抵京城。这就是隋文帝在此设海神庙的主要原因。 唐朝以后，鉴于广州海外贸易收入丰厚，朝廷首先向广州派出了市舶使，统一征收关税、对外国商人实行统一管理以及集中采购朝廷需要的舶来品。 据史料记载，南海神庙当时十分宏大，庙内共有房屋300多间。从扶胥港出发的广州“通海夷道”，远及26个国家、100多个口岸，最远西达北非，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海运航线。“盖海旗幢出，连天观阁开，货通狮子国，乐奏越王台”。韩愈这首诗，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我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扶胥港的繁盛景象。 所以，韩愈碑说“南海神次最贵”，实际上是站在神的角度说事，一方面是说南海最大，资源最丰富；另一方面是说，广州海洋贸易最繁华，对朝廷贡献最大。唐朝以后南海神庙的碑文和文献，许多都引述了韩愈对南海神的这一评价，并对韩愈的论断大加赞扬。“南海神次最贵”，成为历代王朝的一致看法。 二、开国侯潘美兼任掌管“广州市舶司” 宋代南海神庙的碑刻很热闹：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取消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王朝对南海神“昭明帝”的所谓“伪封号”，恢复“南海广利王”封号。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封南海神为“南海洪圣广利王”；皇祐五年（1053年），加封南海神为“洪圣广利昭顺王”；至和元年（1054年），封南海神夫人为“明顺夫人”，并在后殿修建了明顺夫人的寝宫——昭灵宫。 宋碑对南海和南海贸易充满赞美之词。宋太祖开宝六年立的《大宋新修南海广利王碑铭》，开头就写道“炎荒之极，南海在望，洪涛澜漫，万里无际”。“彼俗乃驾象牵犀，拣金拾翠；入千里之水，累累贯珠；披万顷之沙，往往见宝。自古交阯七郡贡献上国，皆自海，沿于江，达于淮，逾于洛，至于南河。故砺砥砮丹，羽毛齿革，底贡无虚岁矣。”意思是说，南海到处都有无穷尽的宝藏，自古以来南方各郡及各国进贡的金银财宝，均由广州经沿海运到洛阳京城，年年都没有中断。 碑文叙述了南汉政权盘踞岭南几十年，致使中原与南方阻隔。宋太祖派开国侯潘美率50万大军南下，灭了南汉，重新统一了中国。“限六蛮于外服，通七郡以来王”。南汉刚灭，宋太祖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外贸管理机构市舶司——广南路市舶司，驻广州最高司令官潘美兼任市舶使（海关长），将广州对外贸易重新纳入宋室统一管理，重振唐代辉煌。 其实，定都广州、存在了54年的南汉政权，掌控了南方的外贸大权，大力发展海外贸易，赚取了丰厚的收入，为岭南的稳定繁荣及皇室的无度挥霍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难怪南汉大宝七年（958年），皇帝刘鋹将南海神封为“昭明帝”，将南海神庙改为“聪正宫”，把南海神晋升为“帝”。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广西侬智高起兵反宋，进攻广州，围城五十日，扶胥镇等城外居民惨遭杀戮，扶胥镇变为废墟，一时间，广州外贸受到毁灭性打击。直至嘉祐七年（1062年），广州外贸才恢复了元气。 宋神宗治平四年（1067年）《重修南海神庙碑》记述道：广州在皇佑年间海事繁盛，蕃商甚多，南海神庙附近的扶胥镇尤为热闹，以致市民“与海中番夷、四方之商贾杂居焉”。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南海庙程师孟祷雨记》碑刻，记述了广州知府程师孟在任期间，修复并扩建了被侬智高严重破坏的广州西城，又在今文昌路广州酒家一带建造了南海神庙西庙，方便进入城内的各国商贾致祭南海神（此庙今已不存），广州西城成了繁华的“蕃汉杂居”的外贸商业区。程师孟有一首描述当时广州外贸的繁华景象的诗：“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 三、 南海神殿的六大辅神 南宋以后，对外贸易更加成为宋王朝的重要财源，广州的海外贸易更加繁荣。为酬谢南海神的保佑，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年），在南海神殿东西两侧加设六大辅神：助利侯达奚司空、助威侯杜公司空、济应侯巡海曹将军、顺应侯巡海提点使、辅灵侯王子一郎、赞宁侯王子二郎，一律为一品官员，立《绍兴六侯碑》记之。其中达奚司空又叫波罗神，是财务总管，据说他是印度人，因理财有功，又专门塑立像于庙廓东侧（现仍存）。塑像中的达奚司空，举左手于额前作遥望大海状，俗称“番鬼望波罗”。又传他从波罗国乘海船至广州，携来波罗树种子植于庙内，后化为神，神庙因此又称为“波罗庙”。 《南海神庙达奚司空记》碑说：“番禺故都会也，控引海外。海外诸国贾胡岁具大舶，赍重货、涉巨浸，以输中国”，所以应该格外感谢达奚司空。 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南海广利洪圣昭顺威显王记》说：“祝融司南，弹压百怪，庇护南服。俾濒海居民，饱鱼蟹、餍稻粱。……获珠琲犀象之赢余，敛惠一方厚矣。” 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乾道重修碑》说：在南海神的护佑下，“胡商巨舶，风破巨浪，往来迅速，如履平地”，“异之货，不可缕数。闽浙艟舶，亦皆重载而至，岁补大农，何啻千万！” 据有关碑刻和史料记载，宋代的南海神庙，规模颇大，它的东面有海光寺、扶胥镇，西有专供官家斋宿沐浴祭海的凝真观，北靠龙头山，山上有灵化寺和花山寺，还有避开黄木湾风浪而开凿的一条由东江口通到扶胥港的古运河，非常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