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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文学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现于香港浸会大学担任教席。著有小说《北鸢》《朱雀》《问米》《七声》《戏年》《谜鸦》《浣熊》等,散文随笔《绘色》《小山河》《纸上》,文化评论专著《此心安处亦吾乡》等。作品被译为英、法、意、西、俄、日、韩等国文字。 东方气质与西方精神对接 酌光:《北鸢》在很多年度评选中非常惹眼,入选了很多年度榜单。在这么多作品中,《北鸢》能够打动评委和读者是因为这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很多人也指出这是一部具有东方气质和古典精神的小说,它甚至让我想到去年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琅琊榜》,虽然这么类比可能不太合适,但是他们确实从不同的界域共同呼唤了一种东方美学的回归。 葛亮:在小说层面,我想界定所谓的“东方”以及“东方文化”到底是个什么概念。长期以来,在人文领域内,似乎“东方”一直由西方来言说。我们自己作为东方人、中国人怎么样去界定它,在当下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新的空间,这个空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在这个小说里实际上作了一个尝试吧。 在《北鸢》中我写到《浮生六记》,这里面蕴含了一种中国人长期所不自知的东方精神,这种东方是非常朴素的,而且原始有魅力。在这个小说里想要表达的中国文学的东方气质和古典精神,可以和当下衔接,同时也可以和西方的文化精神对接。 酌光:如何去做这样的“衔接”?是不是其中最困难的部分? 葛亮: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某种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在某个层面上的对话与衔接感,文笙说克俞画的荷花总是差了一点东西,他是一味地要将对中国绘画的理解嫁接于西方,因为当时的画家都在做这个努力,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林风眠,而我的祖父就是林风眠的学生,他同时又是潘天寿的学生,潘天寿和林风眠其实在某些艺术见解上是意见相左的,潘就觉得林风眠太西化了。我就是借用文笙的眼睛,想要表达的就是东方艺术的变体,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缺失了什么,就是“言志”的成分。 我们中国人在表达艺术的时候,是一种自我言说渗透的方式,它不见得有明确的坐标系,这是一种古典的文化自信。但是后来这一块慢慢剥落,比方你到了日本京都,他们一定会介绍东大寺给你看,因为这是自唐代以来的非常恢弘的木结构的建筑,但是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中国也有,比如大同的华严寺、平遥的双林寺。但是,古典的精神失去了,一旦我们开始试图寻找坐标和参照系,这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于我们还更倾向从邻国去寻找我们丢失的东西,比如从日本,这是蛮让人遗憾的地方。 价值观与语体实践 酌光:这些年大家都在重新评估“五四”对我们文学传统的影响,您是怎么看的? 葛亮:“五四”有一点让我觉得值得思考的地方,王德威教授也谈过,就是现代性被压抑的那一部分,在近现代的过渡期,实际上中国也出现过非常好的一些小说,比方说科幻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为了写《北鸢》,我看了大量的民国小说,甚至包括更早至晚清的《小说林》、《新小说》等,当时的四大小说刊物,他们那种审美非常迷人的部分在于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已经意识到旧的东西是需要变革了,这段时间的东西非常迷人,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这种朦胧的审美意识中断了。我们发展了现实主义中间最安稳的一支,把其他东西都压抑掉了。早期有些白话诗,现在看似乎无足观,但是当时就很有意义。它的核心意义就是怎样要立新,首先要破旧。“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当时说得理直气壮。《北鸢》其中的一部分是在推陈,但有一部分保留下来,我其实是想通过我的努力,把一些已经淡薄掉的东西捡拾回来。 酌光:您的这部书写了七年,为什么写那么长时间? 葛亮:前面三年案头工作就已经做了100万字,我并不觉得时间很漫长,《朱雀》当时也写了5年。去写这部小说有一点意外,我的祖父已经去世多年,而他的好友王世襄先生的去世又给我很大的情感冲击。以王爷爷的性情是一个什么都可以不在乎的人,但是他为一个去世多年的老朋友,为了他著作的出版,不遗余力地奔波,你会体会到那个时代的人情的重量。有些评论说这个小说里面体现出了价值观的东西,包括了“仁义”的部分,我写的时候未必有这样清晰的意念,但是那个时代的所谓“信义”,是有重量的,最终渗透于字里行间。 小说里有不少“等待”与“承诺”的场景。比如龙师傅一年为文笙做一只风筝,每年如此,一直到第四代,这也是一种承诺。文笙和仁桢最终走到一起,相识、相认到相知实际上也是二十年的承诺。中间有一个场景,我认得你,我也认得你,其实是在长久等待中交汇。包括在文笙家里遭软禁期间,仁桢在楼上等他。偶遇永安,两个人的对话中,我用了“信如尾生”这个典故。以现代的价值观言,尾生为守承诺不惜放弃一己生命,是不明智甚至愚笨的。但往深处想,却十分动人。 酌光:在这部小说里最难处理的部分是语言的问题吗? 葛亮:最大的挑战还是所谓文化定位的问题,我们怎么来看待舶来的问题,怎么样去恢复中国文学在传统这一脉上的自我生长的体系,我早期的阅读训练对我是有影响的,小时候看笔记体小说,会有难度,如果当时不是有父辈影响的话,在我那么小的年纪可能就会放弃,但是现在对我来说大有裨益,很小的时候树立起了对于某一种语言的语感,对于语言的审美,所以我写《北鸢》的时候,要寻找自己语体的时候,它就派上了用场。 当时白话文运动进行到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实际上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局限于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比方说胡适、钱玄同他们几个人,甚至当时很多国学大家也很不认同,最典型的是章太炎,当时它被认为是一种“信而不顺”的语体,把白话的内容,现代的内容融合到所谓现实主义的表达当中,所以我在选择《北鸢》的语言的时候,我希望它既能做到和那个时代匹配,这是“信”的层面,同时要做到“顺”,当下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仍然能体会到它的美感,不是那么难以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