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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写过：买下一张永久车票,登上一列永无终点的火车。 我对火车最初的印象，是幼年时随父亲所在部队迁移到上海，爸爸还在广东的空军基地留守，妈妈带着我和姐姐，还有一堆家属，坐上了绿皮火车。那时我三岁。火车飞快地行驶，我跟着邻居的哥哥姐姐串门，发现这趟车还拖着很多节闷罐子车厢。我惊异地发现，竟有大人睡在椅子下面。大学时，我自告奋勇送一个同学去火车站，上了绿皮火车，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火车没有提速，还是绿皮火车，我发现，硬座座位不大呀，哪里睡得下人。而同学说：她到复旦上学，在济南转车后就得开始站着，根本没有座位，到学校腿都肿了。你的印象是小时候的，人家印度，火车行李架子上还躺着人呢。 而前几年，编《繁花》的时候，发现很多交叠的印象也与火车和火车站有关。比如小说写道：“到新疆、黑龙江的火车班次，俗称强盗车，候车室位于北区公兴路，一人上火车，全家送站，行李超多，不少车厢内，一侧行李架已经压塌，干脆拆除，形成行李更多，无处摆放的恶性循环，上车就全武行，打得头破血流。” 印象最深的是小说里姝华的信，一个去插队的女孩掉进月台与火车间的缝隙里，腿压断了：她“变成一个独脚女人，无法下乡，恢复了上海的户口，在南市一家煤球店里记账。我几个女同学很羡慕，她可以留在上海上班了。” 还有沪生坐邮政车，正是夏天，车门大开，白杨与田野不断朝后移动，其他人到帆布邮袋堆上躺平，从邮袋里顺手摸一沓信，根据信封、落款等，选出笔迹羞怯，谨慎，娟秀，落款必须是“内详”两字的信，然后拆信封，读完一封，白光一闪，扔到车外。忽然，某个看信人读出声音：我一直想你。真的想你。大家就爬过邮包，仔细看那信纸，纸面起皱，认定有眼泪痕迹，或胭脂痕，对准太阳一照，但最终，一封滚烫的情书，也被扔出车门，化为了一道白光，飞向茂密的白杨，广阔田野的上空，消失。 艺术家许江曾经在中国美院的一次毕业典礼上说，他这一代人，“被三趟火车裹挟”：第一趟车是1966年的“大串联”；第二趟车是1967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三趟车，1978年，恢复高考招生。但很多人没有幸运地坐上第三趟车。 往昔，也许就像绿皮火车行驶时巨大的声响，如今只会在鬓发斑白的人耳边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