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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军辉 作为鲁迅文学研究，孙玉祥的《猛兽总是独行：鲁迅与他的朋友圈》一书既不是从解析鲁迅一生经历，也不是从剖析其代表作品出发来探究其创作与社会思想的起源、发展及转折，而是立足于其人情交往这个角度，探析他与具代表性的亲人、友人、故人、敌人、猛人的交往历史与影响，尤其是变故中是非观照，总结了其性格中的怯与勇、怒与善、顽固与机灵、传统与反抗、变化与坚持，展示了鲁迅人性的多面、丰富，既具文献价值，又具学术价值。 从鲁迅与鲁瑞、朱安、许广平、周海婴、蔡元培、陈仪、郁达夫、周作人、钱玄同、胡适、林语堂、梁实秋、施蛰存、邵洵美、顾颉刚、章士钊、周扬17人的交情分析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社会环境、习惯认知、学习状态、家庭生活及人际往来对于作家审美能力与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而且可以体悟作家敏感、坚韧、宽厚、人道心灵光照下其个人品格、性情胸怀、社会态度的成长历程。在这叙事、研判、评析及感怀中，孙玉祥坚持着公允、客观、合情合理的原则，才让此书言之有物、结论凿凿。他认为，如果鲁迅对待亲人的态度（孝顺中的反思、决绝中的眷顾、热恋后的寂寞、期许中的现实）反映了其思想观念底色的传统而保守、重情而绝情、委屈而坚忍、务实而理想的矛盾冲突，那么他在社会交往中的诸种情状皆可理解，包括对待友人的宽容而坚持原则（蔡元培）、重情义却不求诸高官（陈仪）、和而不同（郁达夫），对待故人的欣赏而愤怒（周作人）、从至交到路人的背叛（钱玄同）、接近而不亲近（胡适）、从熟悉到陌生（林语堂），都是有充足理由，至于他与敌人交锋中的理性与公正、刻薄而穷追、贫富阶级立场、厌恶中的节制，以及对巧宦者的鄙夷、对权势小人的沉默轻蔑，也是必然的——这既是其个性处世为人的结果，也是其作为优秀文学家和卓越思想家的行动表现。 孙玉祥叙述的鲁迅交往世界中，有两个其坚持的原则，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处理家庭矛盾时，存而不论，保持沉默——他与弟弟周作人在北京八道湾的交恶，是世纪之谜，主因在于周氏兄弟恪守的“家丑不外扬”、以时间自然洗刷来平复心情紧密相关，而这，与郁达夫以家事为国事的张扬、不能容忍，形成鲜明对照。二是写作批判性杂文秉持“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风格——他对事不对特定性个人，而针对的是群体性人，批评虽然尖锐深刻、醍醐灌顶，对如蔡元培、郁达夫等或有大智慧或有大情怀者皆是善意的提醒与劝返，但对施蛰存、周扬等胸襟狭隘、个人主义利欲熏心者来说，才是讽刺挖苦。因而，读者才在一次次交锋甚至交恶中，洞烛人性的光明与黑暗、美丽与丑陋——《猛兽总是独行》不仅塑造了特立独行的鲁迅形象、辩证了深邃而厚重的鲁迅思想，而且在世情冷暖中发掘了生存哲学和文学表达的本质意义。 更令人钦佩的，孙玉祥的研究遵循的并非为研究而研究的纯学术的思路，而是立足现实需求，解决现实矛盾的。他提出：“我们若有鲁迅的精神，一是远见，二是斗争，三是敢于牺牲，我们这个社会就必定能一点点好起来。”他在论事时的旁征博引，很能说明这一点。站在这样的角度，我才对孙玉祥的一个观点十分赞成：“要懂得中国的人和事，一定要读鲁迅，今天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