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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系列专访之四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吕楠芳 跟徐怀中老师约采访前，内心颇为忐忑：90岁高龄的他，方便接受长时间的采访吗？在电话接通的那一瞬间，他洪亮的嗓音、中气十足的一声“喂，哪位”？打消了记者心中的疑虑。 徐老师十分健谈，谈起文学与战场的经历滔滔不绝，中途每每停下来大笑。他一直关注着血色硝烟中的生活与生命，而不仅仅是战争本身，所以在残酷的岁月里，他总能捕捉到每一丝生命焕发的光彩。 在他的年代，他不断地“越位”，用不寻常的路子书写战争中个体的情感、自由的欲望，对此，他说自己“一直在孙犁的‘豆荚’下流连忘返”。 采访到最后，徐老师的嗓子沙哑，不得不歇停了几次，记者建议先休息，而他热情地说“再聊聊，我们再聊聊”。对他而言，《牵风记》更像是一部命运之书，谈起它，他就可以重温青春岁月的浪漫和激情，可以跨越时空和过去的自己对话，和与他共同经历过战争、一起哭过笑过战斗过的同志们对话。 关于《牵风记》 把生命的气象表现出来 羊城晚报：在90岁高龄获得茅盾文学奖，您有何感想？觉得意外吗？ 徐怀中：这部小说写完后我想能够发表出来就很好，没有想过会拿奖。在获奖感言里面我也谈了，因为我以前没有写长篇，不知道字数要求，这次才知道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最低要13万字，我这部小说再删减一点就不够字数了，就不能参评了。 短短的一小本书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但是这本书有所不同的是它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跟我们国家的发展形势、文艺发展所遇到的具体情况、波折都是有联系的，所以这本书从这方面讲颇有深意。 我1962年就开始写，挺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中最有华彩的篇章，在这次行动中，个人受到很严峻的考验和锻炼，所以我一直想好好写这本书。 我1962年写了20万字，后来去前方当记者就放下了，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不得不把这个稿子付之一炬，赶快烧掉了，因为它赞颂的是刘邓大军，所以当时是忍痛全部烧掉了。当时烧的时候哟，又怕被红卫兵发现，又怕被朋友发现，一大堆纸点又点不着，非常着急！ 到了1979年，思想解放，我在文艺思想上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反思，清理了头脑中有形无形的思想禁锢，创作也不再遵循概念化、口号化、公式化，要求自己有所创新、有所探索、有所改变。 这样一想，我原来的写法很陈旧，无非是从前的老路，尽管自己想写得有声色一些，但是总体上来说偏重于战争的进程、敌我的态势，这些内容占据了大部分内容，所以一回想也并不值得惋惜，如果当时出了书，不会是现在的《牵风记》。 到了2014年才又动手写这本书，我已经80多岁了。拖了这么久，实际上也算是自己漫长的创作准备阶段，可以说是厚积薄发，加上个中曲折，再来写作这本书，姿态就完全不同了。 我写作时在干休所，身心愉快，完全放开了手脚，做最后一搏。我感觉我就像是一把步枪，一梭子弹哗啦打出去了，痛快淋漓！ 所以，我的感想整体来说就是很激动，这本书真要能印出来就是好哇，自己的想法终于实现了，这也算是收官之作、夕阳之作，尽管是薄薄的一本小书，我还是非常珍视。 羊城晚报：为什么《牵风记》写的是战争题材，却用了如此诗意空灵的书名？ 徐怀中：最初想用“牵风”，牵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之风，刘邓挺进大别山的进攻就好像把战争的风头牵过去了，最初是这样想的，最后一看，写到人们回归到自己的历史原点，回到人类的原点，写得比较虚幻了，就像诗歌的国风之风，那我干脆就放开了，虚点就虚点。战争是以人的个体生命来结算的，很残酷，但是在特定情境下又将人性的光辉发挥到极致，人的感情、自由的欲望都是在战争中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 是不是战争文学，是不是战争题材，在我看来没有差别。每个人应该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样才有可能写好。不同题材相当于不同的生活面，文学的意义在于对生活面的深度开掘，如果战争文学仅仅停留在战争的事态，读者还不如看战史资料，看双方发出的电报。 我认为文学作品要表现战争的话，应该强调虚构的能力，要有充分的想象，这样你才能回归到小说创作固有的规律上来，否则就不是小说，而是半真半假半生不熟的战争史料，我觉得很多读者不会愿意看这种东西的。 羊城晚报：十几万字的《牵风记》，您写了四五年，平时写作速度一直比较慢吗？ 徐怀中：我个人写作的时候有个不好的习惯，总是要把一个段落背诵下来才能写，写作中抠抠索索，总是在修改，这样就把写作过程拉得很长很苦，以至于到后来年龄这么老了，也不着急了，写到哪儿算哪儿好了。 羊城晚报：您的小说似乎很偏爱女性角色，从较早的《西线轶事》中的女子电话班到《牵风记》中的汪可逾，这其中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吗？ 徐怀中：我在部队文工团，女同志很多，整个战争生活都是跟这些女同志一起过来的。她们过河的时候，还是我们架着她们过去的，她们的脚底都够不到河底。 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正好我去访问了电话班，电话班都是干部的孩子，本来生活是很优越的，一下子投入到战争里面，她们必须像父辈一样作战，我在战争生活中自然地就观察到这些现象以及她们的生活状态。 当然，战争中整体来说女同志毕竟还是少的，我对她们的观察还是比较留意的，比如挺进大别山战争中，敌人追击过程中，我们都是从桥上跑过去，一个女同志从河里面走，我看见敌人的机枪子弹打到她的头发，一下子很长的头发就那样飘起来，对战争中牺牲或被俘的女同志的情况我都有很多的观察。 羊城晚报：您的创作在您所处年代总是不断在“越位”，在写作《牵风记》的过程中，您最希望挑战或突破的是什么？您觉得自己做到了吗？ 徐怀中：总体来讲，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写军事题材，比较简单地去写我军如何取得胜利。我自己在战争中看到的接触到的就是一种生命的气象，你每一天都在最危险的情况中，每天大家还是有说有笑，虽然有时吃上一顿饭都颇费周折，但是大家还是处于兴奋状态。满腔激情的青年人成天聚在一起，现在很难想象这种生活情景。我应该把我的经验织成一张网，把这种生命的气象表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 战争的底色就是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随时都在经受生死考验的时候，这种心情是不一样的，我应该把战争中最精华的部分——人的精神状态表现出来，没有参加过战争的人希望了解在战争中人究竟经历了什么，所以我很重视战争中生活细节的描写，这些生活细节是没有参加战争的人写不出来的。 我也没有明确地意识要从哪个方面突破，首先我觉得要真实，先不要那么多故事，一场战争的胜利确实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精神状态最后走向胜利，这种精神状态并不是一个口号就能喊出来的。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辞： 《牵风记》闪耀着英雄之美、精神之美、情感之美和人性之美。徐怀中以超拔的浪漫主义激情，在雄奇壮阔的革命战争背景下，深情讴歌山川大地上生命的高贵、勇毅、纯真与飞扬，对人与战争、人与自然、人的超越与升华等文学的基本主题展开了新的诠释。金戈铁马与诗书礼乐交相辉映，举重若轻而气势恢宏。 徐怀中 1929年生于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1945年太行中学毕业后入伍。著有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等。短篇小说《西线轶事》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非虚构文学《底色》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 关于战争文学 文学终究还是要靠虚构 羊城晚报：有评论家说，您这部作品融入了孙犁的精神命脉，“完成了自己的心事”，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徐怀中：我对孙犁先生是有信仰的，他的作品的重要性在于忠诚地记录了我们的革命生活。你看老舍先生写自己的生活写得多么好，但是你让他来写抗美援朝他不可能有那么深入的了解，当然写不过从小就参加革命的人，这就是熟悉和不熟悉的区别。孙犁先生不像别的作家，别人写革命总是带有一种理想的色彩，写成单色的，孙犁的作品既是革命的、生活的，又是艺术的，完全符合艺术创作规律。 他的作品里面特别是女性的形象非常鲜活，在农村长大的人就知道，他写的妇女形象非常生动。反映战争生活也包括革命历史的很多作品，包括我们奉为经典的很多作品中，我觉得孙犁最为突出。我特别敬佩孙犁先生，我觉得是他把战争引入到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我看别人的是漂浮的，只有他的是生活在泥土中，所以我一直在孙犁的“豆荚”下流连忘返。 羊城晚报：放眼世界文坛，普希金《上尉的女人》、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战争小说已成经典，和这些伟大的作品相比，我们的战争文学还存在哪些短板？ 徐怀中：我小的时候读普希金的东西，特别崇拜他，一本《上尉的女儿》只有九万字，但是他把真实的战争生活跟小说相融合，写得非常好，几百万字的作品不见得能够望其项背。还有法国梅里美的《嘉尔曼》和《高龙巴》，高尔基早期的短篇，这些作品对我的影响很深。 我们的战争文学跟他们相比只能算是一种比较浅显的记述，发挥的余地还是很大的。战争文学应该是最有声色、最具华彩的，才“配得上”那种生活。 羊城晚报：有一种说法是战争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验文学，和平年代还有可能产出好的战争文学吗？ 徐怀中：那不是，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也不是自己经历过的。我经常说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并不是说你不熟悉的就不可能写好，文学终究还是要靠虚构。战争文学不可能单靠几个参加战争的人去维系，像我虽然说参加过战争但也不是正面作战，还是侧面的。 羊城晚报：大大小小的战争您经历了很多，您个人是如何看待战争的？在那些岁月中有哪些人哪些事最令您难忘？ 徐怀中：在挺进大别山作战时，跟我一起工作的有一位文工团的团长，姓钱，上海永安公司的店员，当时的思想非常先进，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为了救一个刚刚参军的十二三岁的孩子，把孩子压在身下，虽然最后两个人都牺牲了……类似这样的我们单位就有好几个。 挺进大别山是无后方作战，文工团分散下去做地方工作，分散到各个县、各个乡或者自然村，在战事非常紧张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在同一个地方睡两个晚上，睡觉时得找一个独立的房子，把门关上，只能进不能出，铺稻草睡不到天亮又赶快到山上去。1947年我只有18岁，还有比我更小的女孩男孩，他们跟我一起经受这种考验，终于还是坚持下来了，这种体验是永远不会淡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