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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依次为张清华、毕飞宇、李洱、东西、艾伟 |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吕楠芳 图/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提供 毕飞宇、张清华、李洱、东西、艾伟在北师大珠海校区举办专题讲座谈新生代文学—— 11月1日，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在北师大珠海校区主办了一场“三十年·四重奏——新生代作家四人谈”的专题讲座，北师大驻校作家毕飞宇、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张清华，以及李洱、东西、艾伟三位作家，一起重新梳理、回顾他们所置身的文学代际——“新生代作家”，这一群体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文坛涌现，然而30年过去了，有关他们的群体画像却一直模糊。 作为先锋文学之后又一波现象级的文学思潮，“新生代”中的佼佼者都已经各自呈现出完整的写作风貌。同时期的他们有哪些代际特征？他们何以能“抱团”跻身文学史的严肃命名序列？30年之后，重启关于这些问题的追问和探讨，或将对追溯文学思潮源流和助推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有重要意义。 他们是谁？ 三十年里坚持写作的“个体户” 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总是离不开理论和命名。当代文学史上，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都是针对特定作家群体及创作现象进行的命名，但是进入21世纪后，作家往往被归类为70后作家、80后作家、90后作家，有人质疑这种以所谓代际命名的归类方式的学理性。 而在先锋文学之后，有一群活跃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写作者主导着当时的文学潮汐，他们一改先锋作家的凌虚蹈空，向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投以敏锐的注视，至今已经留下了许多杰出的作品，然而，文学史对他们这个群体的命名却一直模棱两可。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毕飞宇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虽然当时文学很繁荣，“新生代作家”可能有上百人之多，但命名却中断了，“我们成了个体户”。 “我们所拥有的不过是历史之内和历史之外的一瞬时，一道消失在阳光中的心烦意乱，不被人赏识的野百合花香……”新晋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对“个体户”的落寞也深有感触，他引用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诗句来形容他们这代人就像“不被人赏识的野百合花香”。 三十年过去了，这些“个体户”中坚持写作到今天的人所剩不多，不过，坚持下来的大多成绩斐然。在文学批评家、作家出版社社长吴义勤看来，上世纪九十年代成名的这些作家很多都已经是当代文坛实实在在的一线作家。 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组织这场“四人谈”的原因。张清华认为，重新提出“新生代作家”的命名，一是因为他们持续三十年的写作确实值得研究和总结；二是为了延续当代文学的思潮和谱系，让文学批评重新回到“正轨”。 他们做了啥？ 在现实和文学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新生代作家”究竟为当代文学做出了哪些贡献？他们凭什么能和先锋写作一样进入文学史的命名序列？ 张清华打了个比方：“如果说先锋文学是天外来客，‘新生代作家’就是让先锋文学落地、接地气，和现实发生密切关系的一群人，他们的写作既具有极高的艺术难度，更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能够推动当代文学的潮流持续向前，并确实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文本。” 李洱很认同“落地”这个说法，他认为先锋文学的作品凌空蹈虚的成分非常多，在先锋作家虚构的作品中，几乎不写自己，而到了“新生代作家”的笔下，“我”以及“我”的生活开始进入小说文本，并不断努力去表达更为深入的自我。 东西在新生代的写作中看到了现实的“反弹力”。“我们模仿现实，变成现实，到最后现实发现我们有病，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对现实的感受，包括现实力量的强大，在我们身上是有反弹力的，现实越强大，作家身上的反弹力就越大，当然我们也跟着先锋小说学习技术，但我们始终保持一点距离，警惕仅仅往技术方面走。” 因为追求从“无我”经验向“有我”经验的转化，第一人称叙述成了“新生代作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文本中的经验也逐渐远离宏大叙事和集体意识形态，而变成了一种完全个性化、私人化的“经验”。吴义勤曾在文章中肯定这种探索：“他们使人类的一切‘经验’都得到了敞开并从容而堂皇地进入了文学的领地。” “即便小说是第三人称写的，但小说实际上是第一人称讲的，隐含了第一人称的视角。毕飞宇有一个说法很精彩，他说他的小说是1.5人称，确实是这样。”李洱认为，“新生代作家”通过着力写人物接续了中国文学传统，形式实验和语言实验不再是文学的主要追求，他们更热爱面对现实，在现实和文学之间建立一种非常直接的联系。 他们的幸运 三足鼎立的经验构成了特有的写作风格 虽然用年代或年龄来概括一个群体不甚科学，“新生代作家”之所以能成其为一个流派，必须首先承认代际的存在。 艾伟从出生年代的角度讲述了年代对于他写作的影响。他说，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人有历史感和宏大的理想主义情怀。上世纪80年代结束、90年代开启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分水岭，作家的写作从宏大的理想主义倾向进入了有个人倾向的碎片化写作，这时的写作需要处理更为复杂的精神疑难。 “代际这个问题在中国是存在的，每一代的经历都不同，中国变化太快了，引用余华的话，他说我们活40年相当于西方活400年，所以西方可以说只分活着的作家和死去的作家，而我们的代际划分则要更复杂得多。”艾伟说。 拥有无比厚重的历史感，对作家来说或是幸事。李洱解析“新生代作家”的经验构成发现，同时代的他们同时拥有社会主义经验、商品经济经验以及全球化经验，三足鼎立的经验构成了特有的写作风格。 正因如此，这一代作家在处理当代经验时，往往表现出一种过人的敏锐。 吴义勤认为，一方面，他们对过去边缘性或被遮蔽的“中国经验”进行挖掘，另一方面，他们对既有的、符号化的“中国经验”进行了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