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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前的台湾电影，是没有同步录音的。观众听到的声音，都是后期制作时，录音师同步配上去的。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的事后配音，是艺术化的声音，是声音的诗歌。在当时的电影界，他是难以企及的传奇，也是台湾录音师杜笃之膜拜的偶像。 学习塔可夫斯基的录音师当然有很多，就像学习马尔克斯的作家一样。杜笃之那时候还不是杜哥，而是小杜。小杜其实是个憨人。他想，既然要给电影配音，那就得拥有超大的声音库才行，他就骑车到处寻找声音。 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电影配音，是不大讲究的。朱天文说：“譬如一场林中散步戏，就是揉些报纸，或把录音带放在地上踩，表示踏过落叶的脚步声。”观众注意的是剧情，导演关注的是票房，作为背景音或动作音的声音，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重视。鸟叫声不要像猫叫声就行了，不必要花工夫去做不讨好的事。 但侯孝贤不是这样认为的，恰好小杜也不是。小杜负责《一九五零年冬天》的音效设计，有一段人走过落叶的声音录制，他自己上山扒拉来两麻袋落叶，在录音室里铺成一条路，人行其上，秋声窸窣。小杜闭上眼睛，轻轻地说：“真是好听啊！”他的样子像个音乐家、诗人。 “采风”这个诗意的词汇在现代汉语中落到实处了，但在小杜那里依然是诗性的。他是一个采音人。他会去采风吹落叶的声音，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傍晚蜻蜓扇动翅膀的声音，惝恍的渔歌，鱼们的唼喋，风吹柏树叶、桑树叶、松针等等叶子不同的声音，樱花纷落如雪的声音；他会去采台北市每条马路不同时段的声音，车过隧道的声音，水田泥泞里人脚拔出来的声音，苍蝇绕着牛粪的嗡嗡声；他会采鸟叫声，虫鸣声，秋日的虫鸣、夏日的虫鸣，午夜十二点和凌晨两点的虫鸣，凌晨四点的虫鸣里，就掺杂着鸟叫声了；他会采上海的地铁声，东京的地铁声，还有巴黎的、伦敦的等等，他能判断出它们细微的差别。他到任何一地，首先要做的就是采音。声音让他痴迷。 小杜拟音的《海滩的一天》，其拟真度和丰富度比现场录音犹有过之，连呼吸声和吞咽口水的声音，都清晰可辨，简直就是声音的特写。骄傲的鬼才徐克看完，笑道：“现在台湾现场录音做得很不错嘛。”蔡琴的丈夫杨德昌笑道：“这是事后配音，杜笃之做的。”台湾的第一部同步录音电影叫《悲情城市》，编剧朱天文、吴念真，导演侯孝贤，演员中有梁朝伟。那是1989年了。在此之前，摄影机都是有声的，要想录制一段局部现场音，得用几床棉被盖住机身，摄影师拱在棉被里拍几分钟。 同步录音机器和技术成熟后，搞配音的小杜依然是高手。小杜是诗人，又是工匠。在一部枪战片中，小杜录到许多破音，他说：“现场录到些枪声，因为声量大，有的声音破掉，有的前段好，有的回声佳空间感好，所以要去兜，挖补之后再拼兜。我很怀念那些枪声，比买来的录音带过瘾，很土，但很有威力。”听起来是不是像一个补鞋匠？ 工匠总是令人感觉土土的，小杜也是。他去东京做混音，先用土办法剪辑好，再做出混音提示表，最后做混音，别人一个月，他6天完成。杜可风执导的《三条人》，由于拍摄风格太疯魔，声片对不上影片，一屋子人对一个星期也对不上一本，小杜一个人每天三本，洛杉矶的大佬们只能由衷地为他鼓掌。 小杜变成了杜哥，靠的是扎扎实实的笨功夫：从现场录音一直做到后期制作，一丝不苟，死心塌地地从头做到尾。技术世界日新月异，但他下的工夫没有白费，那些采音的经历都化作了营养和血液，融化在他的精神品质里。 现在，台湾导演不用去东京做混音了。一次国外影展时，一位观众问朱天文：“TuDuu-chih中文是录音的意思吗？我看过的所有港台佳片，录音项目都是这个字。”TuDuu-chih是杜笃之。侯孝贤当然用小杜，成龙、王家卫也用。小杜以侯孝贤送给他的第一代同步录音设备“快餐车”起家，开了一个工作室，经常免费为年轻的导演录音制作。他说：“我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因为他是受光者，当然要把光热传出去。这句话，听起来也挺憨的，好像能成点气候的，都有那么一点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