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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竹青 内地学者顶住学科歧视的压力，不惧别人嘲笑“一流的学者搞古典，二流的学者搞现代，三流的学者搞当代，四流的学者搞台港”，硬是让含台港文学在内的世界华文文学这门新兴学科，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突围”出来。这门学科的建立，除汕头大学出版的《华文文学》和江苏社科院出版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提供重要发表园地外，另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胡德才策划、古远清编著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为世界华文文学这门学科的建立，亦作了有力的支撑。 值得称道的是，不是由任何机构承担课题而出现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编著者力图将它编纂成既符合年鉴体例同时又有个人风格的工具书。所谓个人风格，是指不仅把年鉴看成是年度资料汇编，同时也把它视为研究者心灵史的记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包括“年鉴”的编撰，长期以来研究者的个性被遮蔽，被扭曲，被压抑，被埋没，这是不正常的。最近由华中书局出版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2018》，便有不少类似不符合“年鉴”体例要求的《校对惊魂》一类的妙文，上一期还有古氏独创的有关华文文学的“学术相声”。至于2013年年鉴特设的“备忘”栏目，不仅是为两岸文学交流的艰难以及研究者勇闯禁区的精神作见证，为百年来的华文文学研究留下雪泥鸿爪，也是为了建构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个性化文学年鉴形态，推进有个人锋芒和学术风格的研究做出贡献。也许有人不赞成编著者的观点和立场，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年鉴”的编撰本身是一种理性的冒险，同时也是审美乃至灵魂的冒险。 当然，再强调编著者个性，《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也无法离开公共信息的积累尤其是属“编写”性质的共性，故该书大致以时序排列的 “刊物目录”、“机构简介”、“会议综述”，尤其是“资料”部分，均属编排整理，纯系辑录。编纂“年鉴”的宗旨本是希望通过“综述”、“现场”、 “争鸣”、“访谈”、“悼念”、“书评”、“资料”、“年谱”、“机构”、“会议”等栏目，反映世界华文文学这门学科该年度的基本状况和重要成果，并汇集有关重要信息，以让广大读者了解这门学科的最新动向，为世界各地学者研究时参考和使用。 从2013年编到2018年，《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年鉴》共出版了6本。编著者十分重视香港文学，每年都有该年度的研究综述。 说到“年鉴”，香港只出版过两本：一是蔡敦祺主编的《1997年香港文学年鉴》，另一本是璧华主编的《2006香港文学年鉴》，后出版的比前一本薄。就是这样的“薄本子”，以后再没有见到。有了凌逾等人撰写的香港文学研究年度综述，再加上赵稀方的《小说香港》《报刊香港》和黄万华最近出版的《百年香港文学史》，人们也许会慨叹“香港文学在香港，香港文学研究在内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