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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轲 张羞的长篇小说《鹅》是一个先锋的文本。先锋，不仅意味着它向小说这一文体现状发起了冲击，而且要求一种阅读的革新。写作与阅读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种关系，对于先锋写作而言，类似于要创造一颗行星，并为其建立星轨，要面对一种复合型较量。 阅读《鹅》的时候，我发现，旧的阅读从未受到它的迎合、诱导和鼓励。也就是说，在写作的过程中，读者被作为写作过程中的杂质，张羞对它们进行了过滤。拒绝取悦于所谓广大读者，是先锋的伦理。 当然，要想彻底过滤，达成一种写作的真空状态，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要确定写作的方位，得与另外一些写作者较量，另一些特殊的影子读者。张羞将影子读者置于强硬的对立面，建立了一个敌对的心理屏障，为写作造就了尽可能的净空效果。这是《鹅》卓尔不群的前提。 张羞首先是一个先锋诗人。诗人写小说，不乏先例。然而，写小说的诗人大多展现出对身份的灵巧切换，他们屈从趋附小说惯常陈旧的文体规训，并没有因为诗歌的写作而给小说带去有冲击力的东西；不客气地说，他们之所产出，大多不过在小说的过剩上增加了一点新的贫乏。 《鹅》是张羞挟以先锋诗歌写作的健旺势能，对小说的一次跨文体入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的小说，先锋性极度匮乏，清一色故事的奴隶，近亲繁殖，沦为了影视脚本或消遣性泡沫读物。现代小说的一个显明特征，它必须能抗拒改编。自卡夫卡以来，世界小说已几度迭代，当下小说仍是写在今日却是昨日的僵尸表演。如今，小说的庸常秩序遭到了《鹅》的干预，小说这一文体现状为张羞所冒犯。 正是《鹅》的出现，“什么是小说？”的问题才重新被拉回到了小说的视野之中。《鹅》是对小说的重估——囊括但不限于对小说的定义、价值、体式、语言、伦理以及未来的重估。 《鹅》是一个异质混血的审美综合体。得之于，张羞将其先锋诗歌写作的尖锐观念和艺术储备大规模侵入了小说之中。入侵，是诗歌对小说的拯救。《鹅》显示，张羞在写作中做了近乎极端的语言/形式主义试验，语言第一次在小说中占据了独裁性的主体地位。总的来说，《鹅》不仅是一个关于先锋叙事而且是关于语言/叙述本身的恢弘传奇。 不否认，小说自然会对小说提出要求。毕竟，非小说（小说的异端）也是小说。怎么处理小说极有限的对其内在规定性的要求，关系到对小说的入侵到底能够走多远、到底应该走多远的问题。挑战的压力在这里。《鹅》，小说作为一条原则被保留了下来，哪怕它更像一个保留的假象。很大程度上，叙述本身成为目的，单元事件不过是叙述用以施展身手的道具。事件本身被雾化，变成了语言的流逸。 《鹅》对小说的入侵，让人重新看到了小说的可能性，最终成就了语言言说自身无与伦比的存在。故事，依然存在于这部小说中，只不过并非一般故事，它讲述的是一个语言-叙述的传奇修成传奇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