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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古稀之年时，我就开始编辑海内外作家写给我的近2000尺牍。曾打印装订成册，后来忙于做“台港澳百年新诗学案”，更重要的是难于找到“婆家”出这类书信，便蹉跎了这么久。直到2019年桂花飘香的季节，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桂子山诗选》的研讨会上，华师出版社社长周辉挥觉得《当代作家书简》这个选题很新颖，于是爽快地答应“我来帮你出”，因而我趁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之际，“躲进小楼成一统”甘当宅男，和另一位帮我植字的宅女也就是“老秘”一起奋战，在自我隔离的春节闲出了成果，从世界各地纷飞而来的尺牍厚厚一大册鲜花般遍插在我早已满坑满谷的书房里。 研究作家的生平及其创作道路，最便捷的方式是读作品。但作品毕竟是公开的，是写给所有愿意掏腰包买他的书的人看的，而带有私密性的尺牍，是专门写给收信人看的，是不设防的，下笔时非常随意，没有任何顾忌，故研究作家不能只满足于读作品，有条件的话最好能读他的书信乃至日记。当然，有的作家把写日记视为奢侈行为，我也没有收集过别人的日记，但从本书所刊载的书信中，毕竟可看出不同作家和学者的迥异风格。比如同是诗人，写实派的臧克家给我的68封信中，从不出现“酒”字，而浪漫派美国诗人纪弦，短短的一封信就两次提到酒，还自诩为“四大饮者”。作家是如此，学者也不例外，如同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洪子诚，一个爽朗，一个矜持；一个喜欢和作家交朋友，一个和自己的研究对象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一个乐于为别人写序，一个对索序者有超强的“免疫力”，洪子诚的书似从未有别人写的序。 我原先研究大陆文学，以研究大陆新诗为主。在上个世纪80年代撰写《中国当代诗论50家》时，和臧克家、公木等众多诗人通信。那时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更没有微信，甚至连电话都没有普及，这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正因为通讯工具不发达，连打国际长途都要经过层层审批，就是批准下来还要等上一星期，所以古人说的鱼雁往来，就发挥了作用。如果当时不是挥毫写字而是键盘敲字，许多作家至少会选择一声铃的电话而不会选择一张纸的信。 编印世界各地朋友写给我的书信，是一种冒险行为，弄不好别人会告我侵权，因而我尽可能取得写信人的授权，但不可能全部做到。这时有人告诉我，鲁迅还不是未经徐懋庸的同意发表其书信，并将其“示众”吗？夏志清编辑张爱玲给他的信，也未得到张爱玲或张爱玲的后人授权吧。幸好我在这本书中已把不宜公开的内容略作删改，有些还隐去其姓名。如果有人要与我对簿公堂，那就“不批不知道，一批做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