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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相关配套措施难以有效预防再犯 我国2015年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规定，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的，法院可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为三年至五年。2018年10月，最高检向教育部发送了“一号检察建议书”，分析了办理的性侵害幼儿园儿童、中小学生犯罪案件，针对校园安全管理不到位，以及儿童和学生法治教育、预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问题，提出了多项具体建议。 郑子殷认为，虽然《刑法》规定了从业禁止、禁止令等制度，相关行业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也有关于从业资格的限制性规定，但由于缺乏相关配套措施，普遍存在执行不到位的问题，无法有效预防犯罪。 郑子殷了解到，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不断上升，2018年市检察机关办理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教育领域未成年人被性侵害的案件占比接近10%，作案人员涉及幼儿园、中小学校的教师、保安等教职员工和校外教育辅导机构的教职人员。相当数量的案件犯罪时间长、侵害次数多，一案侵犯多名学生，犯罪情节恶劣。 建议建立配套的监督机制 雷建威和郑子殷均建议，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 郑子殷表示：“这一制度是指本市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应当对本单位拟录用人员进行审查，发现拟录用人员存在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的，不予录用。” 郑子殷建议，该制度首先要明确适用范围，在兼顾违法犯罪人员的就业权前提下，将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纳入管理范畴；其次要明确适用对象，除了教师、医生、教练、保育员等工作人员外，还应当包括保安、门卫、校车司机等虽不具特殊职责，但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条件的其他工作人员；三要明确适用后果，明确上述从业人员在实施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将不被录用；四要明确用人单位的义务，上述领域用人单位在招录员工过程中负有审查和筛选义务，应当对拟录用人员是否存在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的情况进行审查，并可以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核实；五要建立配套的监督机制，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的主管部门、行政监管部门，依职权对用人单位落实从业限制制度的情况进行指导、督促，对拒不落实或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予以行政、刑事处罚。 羊城晚报记者 付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