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吴政纬 明清时期的中国是怎么样的时代？这是复杂的问题，朝鲜使臣在中国的见闻像是一条线索，提供与众不同的答案。前往中国是难得的际遇，因此不少跟随使节团进京的读书人，将所见所闻写下，这可能是一份日记，也可能是提交官方的报告书。按照惯例，使节团中的“书状官”返抵朝鲜后，需要向朝鲜国王提交见闻，这像是官方差旅的核销报告，内容是最新的中国观察，让远在千里之外的朝鲜宫廷知悉世界变迁的消息。 相较于呈交官方的报告书，性质私密的日记更引人注目。日记像是封藏心底的悄悄话，只能跟自己说。根据现有的研究可知，写作日记的动机，部分是为了回国后出版一本最权威的“中国观察”，因为得以前往中国的终究是少数，光荣返乡的人才有话语权。无缘一睹中国的朝鲜人才是多数，他们通过阅读前人的笔记、日记、报告书，在朝鲜体验中国。由此观之，朝鲜使节团实扮演多重的角色，他们不仅仅是政治使者，更是中国观察团、中华文化的传译员，他们与朝鲜国内的读者共享眼前的中国。 深入朝鲜使者的日记，是理解朝鲜世界观的第一步。我们必须反复切换中国和朝鲜的视角，在交错变换的过程中捕捉朝鲜读书人的思想状态。阅读中国，就是理解朝鲜，而朝鲜使臣的中国之旅是完美的机遇，提供所有必备的素材—文化认同、历史知识，以及大时代的冲击，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故事。 学界习惯将朝鲜使者的见闻称为“燕行录”，燕是北京的古称，可以简单地将此理解为“前往北京的记录”。然而，这种称呼流行于清代，不是明代的产物。对于景仰明朝的朝鲜人而言，这不是燕行，而是朝见天朝上国的行旅，因此常称以《朝天录》《朝天日录》，由此可见朝鲜人对明、清两朝的观点迥然有别。 《燕行录》是来自域外的中国观察，历明清两代不断。根据统计，朝鲜平均每年向清朝派遣三个使节团，这是一个规律性“发现中国”的历史机制。中国与朝鲜的文化交流，不只是目睹大山大海的旅行，朝鲜使节带回的信息比起所见所闻更值得关注。他们在中国寻访金石书画，竭力搜罗关于中国的知识，装箱封存，运回朝鲜。燕行是莫大的文化工程，向朝鲜输入最新的中国，我们能借此窥视朝鲜读书人对中国的感怀与观察，也能从中领略中国的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