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课”“劏房”与《城文》

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人人受到新冠疫症的影响，包括各地的学童。我家是“香港深圳人”，犬子是跨境学童：住在深圳天天跨境到香港上学。他最近几个月或停课或在家里上网课。深圳的楼价虽然高，但远低于香港，犬子有个宽敞的“狗窝”作为教室，满满放着教科书作业簿和电脑。香港那边的学童呢，那多少万个“劏房”里的青少年呢？“劏房”面积通常不到十平方米，住的往往是一家三口四口，学童的东西只能与全家的家当混杂乱堆在一起。在居家令执行的时期，一家三四口天天困居于杂乱堆中，“蜗居”的日子怎样过？后来上“网课”，“劏房”里青少年的困境又如何？

　　香港《城市文艺》新的一期有《网课随笔》一文，所写的中学生小张持续缺课，认真尽责的老师多方查探，乃知道张家经济拮据，买不起电脑，做不了功课。老师热心，“社工”帮忙，终于为小张借到电脑应付课业。小张是个足球小将，是“草原的汗血宝马”，得老师爱惜。本文没有提及家访之类活动，我想张家住的大概也是“劏房”。

　　《城文》还有文章讲述“网上教学”的心得，与同工分享。又有一篇情深辞切的悼念文章，写作者的好友从印尼回香港，途经新加坡，得病，“与病魔搏斗了大约三个星期”，去世了。没有说明所染疾病，我想有可能就是新冠肺炎。

　　《城文》向来在香港和深圳两地合力编辑排印，受疫症影响，这一期辗转寄递而来，特别可贵。文章“合为时而著”，也为时而编。上述几篇都非巨制，虽是小文，但时代意义俱在。该刊编者长期为作者为读者精心“作嫁衣裳”，制作素净与华美兼之，都可观可赞。